菡萏香莲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孙光宪《竹枝》2首，其一为：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按，凡唱中有“和声”辞，其形式一般是“一倡众和”，即一人领唱、众口合唱“和声”部分，“和声”部分的文辞一般无实际意义。上引三首去掉“和声”部分，故仍为一标准绝句，其他三首有“和声”者亦然。
我们这里提及的31首绝句，其在当时可能曾分别以《杨柳枝》、《八拍蛮》、《竹枝》、《采莲子》四曲调套唱过，我们这里可以发问：是否可以《杨柳枝》、《八拍蛮》、《竹枝》、《采莲子》四曲调套唱其他唐人绝句?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目前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如《尊前集》等。反过来，唐人绝句是否可以其他曲调套唱?当然也可以，证据也非常多(《乐府诗集》最为集中)。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发问：唐五代人写作绝句时是否一定要考虑要适于《杨柳枝》等曲调套唱?当然不一定。文人之事主要是文字写作，至于是否能入唱或是否能因此流行都有极大的偶然性。文人在写作绝句时首先应考虑的是努力遵守“近体诗”(绝句)格律，而不是是否能成为“歌词”。也就是说，《花间集》收录的这31首绝句首先应当被视为绝句或“近体诗”，而不能因其有幸入唱而摇身一变成为“词”，从而有别于其他绝句。
前文曾述及，“词”是一种有别于“诗”的文字，这种观念要迟至北宋熙宁年间才渐次发生。在《花间集》编纂的时代，当然还没有后来的词体观念。其实，不独是以上我们提及的31首绝句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乃是“诗”，其他七言古体54首以及其他四百余首也当然都是“诗”。这些“诗”与其他“诗”不同者，乃在其(有幸)成为流行“歌词”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研读后蜀著名文人欧阳炯为《花间集》所作的非常著名的《叙》：
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姿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在欧阳炯等人看来，《花间集》显然属于一种“歌词集”，所以在这里它被称为“诗客”们写作的“曲子词”，如同大诗人李白应制而作《清平乐》一样。
笔者以上对《花间集》的证说，并非想最终试图指出《花间集》应当被视为“诗集”而非“词集”。后来人当然可以按照后来的词体观念上溯、找出《花间集》收录的“词”。如果按后来人的观念，《花间集》显然是“诗”、“词”混编的。如果说古人的含混笼统应当被理解，今人亦步亦趋、不加辨别径直把《花间集》视为“词集”，似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