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党卫军档案——二战史中最可耻的章节》([德]吉多·克诺普著，2004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书中披露了当年纳粹犯下的大量灭绝人性的罪恶，令人切齿!而令我更为惊诧的是这么一段话：“盖世太保传说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章鱼似的密探系统，它赤裸裸的存在是要让每个人明白：反抗是无用的。大多数城市里只有一名盖世太保，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尽管如此，盖世太保似乎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能听到，它真正成了神话。……只有告密者才充满信任地找到盖世太保。只是告密者真是太多了。没有这支诽谤者大军，‘民族主义警察’将是瞎子和聋子。它们的‘案子’有85%是有告密者的。”(P120)
纳粹时期，告密成风。我们还可以从上世纪90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关于纳粹的研究成果得以佐证。其《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种族灭绝政策(1933—1945)》(1990年出版)一书介绍了纳粹如何运用秘密警察和宣传手法来构成其暴力恐怖的政治体制，其中涉及到普通的德国人经常向秘密警察检举犹太人、吉普赛人;《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1995年出版)一书，经过对盖世太保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和当年的报刊、账本、学生作文及秘密警察关于军队士气的调查报告等多种材料的收集、分析后，得出一个最为主要的结论：“盖世太保当年的恐怖活动得到德国市民广泛、主动的配合和支持，特别是得到妇女、青少年的狂热支持。他们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普赛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
历史早已昭示：当年纳粹的罪恶是基于种族主义。纳粹党将生命分为三类：人、下等人和动物。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人”的精英，而犹太人则是“下等人”，类乎“人畜”“寄生虫”“吸血鬼”。1941年7月21日，希特勒对克罗地亚元帅克瓦特尼克说：“犹太人是人类的灾难”，“犹太人是世界体内化脓的盲肠，必须将他们割掉”。这一蔑视人类的观点不仅使仇恨乃至屠戮犹太人合法化，而且使得各种伪医学的种种试验披上了“进步”“文明”的外衣。可以毫不夸饰地说，当年德国人大多是信奉种族主义的，“淘汰”“清洗”犹太人、吉普赛人，“不让邪恶的遗传因子传播到人民之中和顺利地制造罪犯”，似已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这才导致盛行告密的社会现象：夫妻反目、邻里相仇、同道易辙，出卖亲人、同事、上级这些有悖伦理、有违情感的事成了家常便饭。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清算纳粹罪恶时，多有强调制度决定论，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在吸取历史教训和追究伦理责任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的主观选择对体制形成和维持所起到的作用。试想：倘若不是主动、积极地支持纳粹体制的国民占了德国的大多数，那么，纳粹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也不可能维持长达12年的残酷统治，且导致最后毁灭的还是外部的全球反法西斯力量。诚如提尔曼·阿勒特在《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中所说：“作为对希特勒崇拜、无条件服从的一个重要标志——‘希特勒万岁!’是在没有任何强制和胁迫之时，已经成为全体(德意志)国民共同的社交问候语。”有数据显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奉为德国人的宝典，大量印刷，进入千家万户，1939年发行550万册，1943年德军败相已露，《我的奋斗》发行量则攀升到1000万册。选择希特勒，崇拜希特勒，是当年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生态，告密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将自身绑在希特勒战车上的一个表征。如果说希特勒暴政是彰显了“极端的恶”，那么，助纣为虐的告密便替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本。
在希特勒的德国，“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同这一价值底线被彻底否认，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被竭力扭曲，将共同体的人强行割裂为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敌我两类。每一个“自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个“自我”又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人称为“人民的敌人”。在人为的敌我环境中，身旁有阿耳戈斯的眼睛，头顶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普遍失去了安全感、责任感，内心唯有卑劣感、屈从感。借用戈培尔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引诱、威胁下，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都成为了纳粹这部“发动机”中的一个“永不生锈”的“齿轮”，在这种“完美的团体意识”——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下，告密便应运而生，繁衍不息，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苏格拉底曾说过，他有这么一个“灵”(daimon)，常常在他面对抉择的时候提醒他、引导他，令他不至于犯下错误。这个“灵”便是良心、良知。告密者缺失的正是这个“灵”。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下流胚”(美俚)的语义而为人们所不屑、不齿。
二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沉默”时期，德国人开始反省、忏悔，其中有不少人自称：并不知道自己告密是干了什么肮脏的勾当。正如法国圣哲伏尔泰所形容的那样：“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告密正是这种圣旗下的罪恶!这一罪恶的遗绪，在纳粹时期之后仍有赓续，如斯大林时代、东德的“史塔西”年代，都是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