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为近千余年来影响非常大的一种文学选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花间集》”条介绍云：“晚唐五代词选集。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编者赵崇祚，字宏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其时赵崇祚为卫尉少卿。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发现之前﹐《花间集》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相关《花间集》的介绍，反映的应当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对《花间集》普遍一致的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出版十年后印行的《中国词学大辞典》(1996)，可谓当时国内词学研究集大成性质的辞书。《中国词学大辞典》“词总集”类下首先著录《云谣集》，次著录“《花间集》”，云：“是书选录唐开成元年(836)至后晋天福五年(940)，即后蜀广政三年前的词家，有温庭筠、皇甫嵩、韦庄等18家，共500首，分十卷。书前有蜀人欧阳炯所写序文。……此书是文人词总集中最早的一部，唐末五代词家之作，赖此以传。”
《中国词学大辞典》相关《花间集》的介绍，显然延续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知识传统。查检其他各种辞书、文著及“百度百科”相关《花间集》者，亦大多类此。
笔者此番重拈《花间集》这一旧题，并非为讨论《花间集》是否为“第一部”词集或“文人”词集，而是想讨论《花间集》是否为“词集”。
《花间集》被视为“词集”，当然是有原因的，至少自明中叶《花间集》出现多种刻本并广泛流传以来即如此。自现存资料看，《花间集》在宋元时影响似很有限，《花间集》宋元间虽曾刊刻，其刻本今无一存。但自进入明中叶后，《花间集》先后涌现十余种刻本和手抄本，著名者如明正德辛巳覆刻本、正统吴讷辑抄《诏宋名贤百家词》本、万历庚辰茅一祯刊本、万历壬寅玄览斋巾箱本、万历庚申汤显祖评朱墨本、万历吴勉学师古斋刊本、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等。故近人吴梅《词学通论》论及《花间集》有云：“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探其根源，有数端焉。开国作家，沿伯先、仲举之旧，犹能不乖风雅。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于楬橥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其敝一也。”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花间集》对明中叶以后词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故学界有所谓“花间词派”之说，花间词风的影响至清初始大衰。自明中叶以后文献看，《花间集》也无疑被视为很有影响的“词集”。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一“花间词名”条录〔归国遥〕、〔酒泉子〕、〔定西番〕、〔思越人〕等调牌，并云：“右三十二词乃《花间集》之名也，《草堂诗余》诸本之所无。今作词者不惟不填此调，亦不知有此名耳。予故于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间集》为词家之祖，今复特录其名，以见之则南词始于唐也无疑。”又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词之正宗与变体”条云：“《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媮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盖以鄙事视词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一若非《金荃集》、《阳春录》，举不得谓之词，并不知尚有辛、刘、姜、史诸法门。”明中叶以后的书目类著作在著录《花间集》时也多在“词选”或“词曲”类下著录。故视《花间集》为“词集”可谓由来已久，似无可疑义。
但值得指出的是，宋元时期的目录类文献，如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在“歌词”类下著录《花间集》，至明嘉靖时高儒《百川书志》犹然。
在笔者看来，把《花间集》视为“歌词”或“词集”实有差异。人们对一事物的称指或命名，往往也是人们对事物认识或其观念的反映。“词”作为一类文字有别于“诗”，也有别于“曲”，这种观念是元曲大兴于世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才渐趋明晰的，词体初创时何者为“诗”、何者为“词”不必即有明确区分的意识伴随。
据笔者初步调查，直至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以后，也就是苏轼等著名文人进入词坛以后，“词”作为一种文字有别于“诗”的观念在一些文人那里才渐渐产生(拙作《“诗变为词”说辩证》，《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这也就是说，“词”作为一种文字，其产生或早在隋唐，但人们对它的体认可能要滞后很多。后来人当然可以按照后起的观念追溯其历史，这也就是说后来人将词体溯源隋唐或更早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追源溯流的工作对现代人、现代学术而言，可以说是必须的。
但众所周知，对一般的中国古人而言，严格的“概念”或逻辑往往是很缺乏的，也并非必要的，其所谓事物的称指也往往极其宽泛，缺少严格界定。如“诗”、“词”、“曲”等观念固然有之，但其边界可能非常模糊。也正因如此，古人将词体溯源至《诗经》者代不乏人。这也就是说，古人所谓“词集”，即使众口一声，或仍需谨慎判别，不可贸然接受。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已触及本文最关紧要的问题：“诗”、“词”区分的标准究竟何在?
关于“诗”、“词”的区分，近百年来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最流行的观念是以“燕乐”作为区分诗、词的标准，故有“词起源于燕乐”。说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诗”、“词”的区分当然是不同文字或文体的差异，但许多词学专家却违反常识，众口一声地说：不，“音乐”才是“诗”、“词”区分的关键!
“燕乐”又名“宴乐”，顾名思义即宴间所用乐，自先秦至隋唐、乃至晚清无不有之，其本身的纷繁及变迁使得“燕乐”无法形成概念性界定。从音乐实际来说，(词学家们最关注的)“隋唐燕乐”今日留存的史料极其匮乏，特别相对于近千词调的研究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词如必须联系“燕乐”，不能不是凭借个人想象、作揣测之谈! 从歌曲的“文辞”与“音乐”的关系看，同一种文字或同一体裁的文字可用完全不同的音乐去呈现。如最著名的传为抗金名将岳飞所作《满江红》(怒发冲冠)，其在南宋传唱时与“五四”以来国人普遍传唱的《满江红》歌谱必有相当大的差异(钱仁康《〈满江红〉在美国》，《钱仁康音乐文选》，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卜算子》(风雨送春归)等词数十年前曾普遍传唱，其乐谱自不必与千余年前相同。反过来，同一乐谱可以用来传唱不同题材类型的文字，唐代著名伶人刘采春能以《望夫歌》调遍唱“当代才子所作”的一百二十首诗，其中有五言，也有六言和七言诗(范摅《云溪友议》);弘一法师所作学堂乐歌《送别》，借用的乐谱本为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歌词一为中国古典式韵文，一为英文;今人有许多人喜欢借用流行歌曲曲调套唱古典诗词，也无可厚非。
所有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文辞”与“音乐”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或隶属关系。也因此，论词完全可专就其“文字”或“文体”，而不及“燕乐”，特别是在极端缺乏“燕乐”实际史料的今日。
在笔者看来，今人谈论“诗”、“词”的区分，还是应回到“常识”：从“文字”或“文体”入手，而不必牵扯到“燕乐”，模棱两可，自乱体系。
洛地先生作为一位音乐学出身的学者，在一次词学会议上曾恳诚地奉劝文界的一些学者：论词尽可以不必顾虑“懂不懂音乐”，因为“词乐、词唱”就依附于“词体”、“词作”。他对“词”的界定是“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洛地《词体构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也许会有学者对洛地先生“词”的界定有所疑议，但洛地先生坚持从“文体”的立场而不是“音乐”的立场考察“词”，还是启人思维的。现在我们也不妨从“文字”或“文体”的角度分析一下《花间集》。
《花间集》从文字形式来看大多属于杂言，但也有少数为齐言。这些“杂言”是否皆为“词”(“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我们姑且不论。我们现在主要讨论其中的齐言文字。《花间集》中的齐言类文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浣溪沙》、《玉楼春》两曲调下的七言古体诗54首，其中以《浣溪沙》为题者48首，每首七言六句，以《玉楼春》为题者6首，每首七言八句。从格律来看，这54首每句皆为律句(第二、四、六字平仄相对)，但句间、联间无“对”、“粘”的组合关系，与一般近体诗明显不同。
二是《杨柳枝》、《八拍蛮》、《竹枝》、《采莲子》四曲调下的绝句31首。其中《杨柳枝》调下24首，《八拍蛮》调下3首，《竹枝》、《采莲子》调下各2首。其中张泌、顾夐、孙光宪、皇甫松之作共6首皆杂“和声”词。如张泌《杨柳枝》为：
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
倚着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
皇甫松《采莲子》2首，其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