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风云变幻莫测。昨天红的，今天染成黑;昨天黑的，今天有人又把他涂成红。1990年代以降，为汉奸涂脂抹粉已见惯不怪，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大唱赞歌已成时尚，甚至还有为流氓恶霸西门庆争故里的。过去，作家艺术家们曾成功地塑造出一批坏地主艺术典型，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大潮，有一些作家艺术家则“很合时宜”地写出了一些“好地主”的形象。与此同时，还有人为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鸣不平，认为他们并没像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么坏，而是被夸大了。
地主到底是好是坏?“坏地主”“恶霸地主”多，还是“好地主”多?似乎又成了一个问题。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多色调的，我不怀疑确有“开明地主”、“革命地主”、“进步地主”、“善心地主”、“软弱地主”、“勤劳节俭地主”、“好心地主”，有既做了不少好事又做了不少坏事即“亦好亦坏、不好不坏”的“中间地主”，有“先坏后好”或“先好后坏”的地主，当然也确有本非地主的“错划地主”……但如果文坛又来个大翻盆，大颠覆，大解构，放眼全是“好地主”，从“一片黑”一下变成“一片白”，那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则决非正常现象，也不符合历史真实。
今天的读者离地主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为避立论偏颇，还是拿清朝和解放前的作家作品作例证吧。清朝“乾隆盛世”时的作家曹雪芹，肯定没有学过马列，更不懂阶级论，因为那时马克思列宁还没诞生呢!况且曹雪芹本身就是官宦与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创作的代表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巨著《红楼梦》就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家这个大地主家族的事情。贾家里头的贾政、贾母、贾赦、王夫人、贾珍、贾琏、王熙凤无疑就是大地主，是剥削者，整日过着“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一餐饭吃去几十两银子，一碗莱要十几只鸡作原料。正如刘姥姥说的，他们的一席螃蟹宴就够“庄家人过上一年了”。有钱人花天酒地不足为奇，关键要看这些钱是怎么得来的。贾家的收入，主要靠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在灾年向贾府交租，交了几千两银子、上千石米、几万斤炭，以及大量的猪、羊、鸡、鸭、鱼、鹿子、干果、山珍海味，乌进孝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一连没有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的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可这并没能打动地主贾珍，他说：“这够做什么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从作品中我们得知，贾家荣、宁二府一年的地租收入约为八万两白银之多。据清朝《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每亩缴租下至八斗，上至一石五斗，间有一石八斗者”。清初苏杭地区“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剥削之重，可见一斑。其次是高利盘剥。如王熙凤，挪扣奴隶们的月钱去放高利贷，不到一年，就赚了上千两银子。不仅如此，他们都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心狠手辣的家伙。《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几年间直接残害至死的就达三十五人。康熙年间大司寇朱之弻在奏疏中供认：“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见《清稗类抄》第三十九册)“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可谓说了真话，实际是被逼杀残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巴金创作名著《家》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家》之成功除了塑造出觉慧、觉新、鸣凤、琴、梅表姐等人的形象外，还塑造了高老太爷这一典型。高老太爷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口口声声要“拼此残年极力卫道”，保守顽固，但又穷奢极欲，专横独断，荒淫残暴，扼杀青年一代的爱情，逼死鸣凤，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人物。巴金说：“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就是我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道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1921年2月，中共还未诞生，现代著名诗人刘大白(曾任国民教育部代部长)就创作了一首揭露地主的诗歌《田主来》。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农民在地主的压迫下痛苦悲惨之情状。地主剥削农民，除了沉重的地租，还花样繁多，比如要在佃农家吃一顿。不但须有米酒、鱼、肉好好招待，还须另送两只租鸡。偏偏这一家本来预备的两只鸡，一只被贼偷了，一只被狗咬了，妈妈急得没法，只得向阿二商借外婆送给他的一只老母鸡去完租。阿二的结论是：地主比贼更恶，比狗更凶，明吞硬抢真强盗!诗人用朴实生动并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表达了对农民的深深同情，并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本质。1949年从大陆败退台湾定居的江苏作家蔡文甫(其二哥是国民党乡长)在其自传《天生的凡夫俗子》一书中，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民为何参加革命，如此写道：“因为佃农终年辛劳，收获甚少，所以共党宣传打倒地主，普受欢迎。”的确，如果地主大多数都是好的，农民生活也是好的，中国革命会发生么?千千万万农民会甘冒杀头坐牢之危造反么?会发生振臂一呼，亿万人“云集景从”的波澜壮阔情景吗?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吗?
中国的作家如此描述地主，那么外国又如何?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说，咱们看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诗人林顿《反对地主主义的真凭实据》一诗是怎么写的：“毛驴有得吃，踩庄稼的牛/嘴边也不挂口套：/他们却让劳动着的人/挨饿，孤零零死掉。/富家之犬有他的狗窝，/从早到晚吃肉片，/世上只有劳动的人们/没人管，死得可怜。/据说我们是天之骄子，/同样是上帝所生;/制造人间法律的权威/嘲弄了天律的神圣。/我们比下贱的牲口还要苦：/牲口残废或老年，/宰掉了事;只有老工人/没人管，死得可怜。/可悲的青春，壮年的活力，/不到顶点便衰竭;/结了婚，我们诅咒那一天，/或生男育女的时刻。/弱者和受苦人的上帝啊，/请俯视这哀号的人间，/别再让你的劳动人民/没人管，死得可怜!”这首诗从劳动人民的角度，揭露了地主的残酷与狠毒。出身于地主的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18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就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坏地主的形象：有胡闹、无赖、不讲信义、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毫无道德的恶少式地主罗士特来夫，有积极钻营、严格监督农奴劳动、买卖农奴而又愚钝多疑的女地主科罗磻契加，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毫无价值、寄生虫式的废物地主玛尼罗夫，有熊一样凶残的地主梭巴开维支，有贪婪吝啬的地主泼留希金……这些地主没一个好东西，简直一个比一个更坏。这部作品因其真实刻划出这些地主的“死魂灵”、“臭魂灵”、“坏魂灵”、“恶魂灵”，所以一经出版，便轰动文坛，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文坛曾出现过《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红色娘子军》、《高玉宝》、《闪闪的红星》等名著，贺敬之、丁玲、周立波、梁斌、冯德英、浩然等名家成功塑造出黄世仁、钱文贵、韩老六、冯兰池、王维一、马小辫、南霸天、莫怀仁、周扒皮、胡汉三等脍炙人口的艺术典型，他们未必全是真人真事，但却都是源于生活、有生活原型或集中概括了生活中的地主阶级本质特征而塑造出来的不朽艺术形象，是典型的“这一个”。再说近年颇引人争议的刘文彩。此人乃实有其人，“文革”中对他的描写确有个别失实与过于夸张之处(如冷月英与水牢)，但大体还是靠谱的。刘文彩靠贩卖烟土起家，他强迫农民种罂粟，继而收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捐，看到扁担，他要征“扁担捐”;看到草鞋，他又要征“草鞋捐”;对不种罂粟的农民，就收“懒税”，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1932年，刘文彩从宜宾出逃前，两天就搜括20万两银元。刘文彩的荒淫无耻也令人发指：有时，他会鼓动一群荡女在他的房子里跳裸体舞，他坐在沙发椅上观看取乐。兴到高潮，刘文彩欲火中烧，抛出几只金戒指，让她们抢着玩。谁拾得金戒指，他就上去拥抱谁，当场和她们共赴巫山……1927年，刘文彩派兵捕杀了屏山县领导六千农民抗烟厘捐的农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徐经邦;1928年3月，刘文彩派军警特务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并镇压了他们领导的抗捐暴动，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镇压了川南工农革命军，杀害革命军领导和战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五名党的领导干部惨遭其枪杀。1948年7月12日，命令其护家武装和安仁镇公武装袭击我党川南武工委，牺牲二人，其中一人是从延安派回来的八路军连长朱英汉。同年9月25日，刘文彩下令将武工委主任肖汝霖和民盟成员徐达人枪杀并暴尸于县城南门示众。1998年9月25日，大邑县委县政府举行了肖汝霖、朱英汉、徐达人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县委书记发言声讨了刘文彩杀害革命烈士的罪行。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尽管也确实做过一两件善事，但不能以小德掩大污。现在有人想借刘文彩做过一两件善事就全盘为他翻案，可以说居心叵测。《人民日报》曾发表《怎让沉渣又泛起》一文，针对为刘文彩涂脂抹粉的行径，指出这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拜倒在历史恶魔脚下”。
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经典名著中地主形象过于单一，而新时期以来的地主形象则过于“人性化”，虚假到脱离历史真实误导了广大读者。
《死魂灵》第一部获得成功后，果戈里又创作了《死魂灵》第二部。第二部《死魂灵》一反第一部，写了几个“好地主”形象。殊料书稿出来后，友人都说主要几个“好地主”人物形象虚假，果戈里自己也觉得不真实，于是将书稿付之一炬。果戈里不愧为有艺术良知的世界级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