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太久，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其写法和当下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和谐稳定的风格不太一样，不像歌德派，倒像缺德派，肯定不是唱盛派，整个儿一唱衰派，那遣词用字，也缺少推敲，你可以说它是义正辞严，说白了又像是怎么解气怎么说。得，转过天来，我便见到有两位传媒人士予以批驳。其中的一位王先生，在标题中直接点出该文涉嫌“陷入大字报怪圈”，文中更发出警示：“你……有表达的权利，但是也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表达的权利不能演变成为一种‘暴力’，一种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大字报式批判的靶子。”另外的一位韩先生，则在标题中指出该文“没有遵守言论底线”，文中更具体判定是“浑然不知自己也站到了贴大字报的队伍中”，可见在韩先生看来，最典型的越过了言论底线的实例就是大字报。您瞧明白了吧?我把那篇引起争论的文章内容略去不提，是因为那毫不重要，我真正关心的问题，只与王、韩二先生都提到的大字报有关。一段时间以来，每逢出现那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批评，就会受到一种诘难，而这种诘难基本上不管那个“义”正不正，只看那个“辞”严不严，一旦涉嫌严了，就会被指责是“文革语言”，“大字报语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知道算不算一种“文革”手法。然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把对手的文字“判”为“大字报”，就算把它批倒批臭了，实在也忒省事了些。
所以我不能不提出一个看上去很幼稚，实际上却很要命的问题：您见过大字报吗?
您别说，我还真去网上搜了搜。王、韩二位都是有些知名度的媒体人，网上理应有基本资料可查，虽然不一定很可靠，但多数时候也还八九不离十。搜的结果是，王先生出生于1983年4月，见过大字报的机会肯定是一点儿都没有;韩先生好一点，1974年出生，四岁之前还有机会见到大字报，但也难说能看懂，至少资料里并未说到韩先生有早慧之异禀。如此看来，二位先生要想在能看懂的情况下见见真材实料的大字报，只能等待那个猴年马月方有望建成的“文革”博物馆了。
这就让人相当地着急上火带冒烟了。常言有道，最可怕的无知，就是对历史的无知。如果您压根儿就没见过真正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却要用这个“罪条”来做一击即可致人死地的武器，说不定会出现用肉包子打狗那样的效果的。
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大字报这种东西在中国风行了二十多年，总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吧?我替二位想了想，而为了慎重，推荐之前还亲自试了试，证明多少还管点用，所以这才敢建议您无妨也按我的法子试一试。办法就是上网搜。还好，犄角旮旯，尚可找到。但我的尝试也让我得到一个印象：如果你要找某人被大字报整死的事例，一般很难找，反正我是没找到。但是如果要找因为写大字报而被整死的事例，倒是能找着。
林昭就是从大字报开始她的走向死亡之路的。在百度百科的“林昭”条下，说“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您读到这种文字时可能会有一些障碍，自己并没有写大字报，只是对别人写的大字报表示了一下支持，即便是“公开支持”，就至于被划为右派了?我能给您的建议是，这种事就不必较真了。
李九莲也是从大字报开始她的走向死亡之路的。在百度百科“李九莲”条下，有这样的文字：“1974年4月4日李九莲一怒之下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她“随后陆续贴出”一系列与此有关的大字报，引发当局震怒。她本来是有前科的，因为“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在服刑约一年半后因林彪已死被改判无罪释放。按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如果她不写这些大字报较真儿，也就没事儿了。正是这些大字报把她开始一步步引向了死亡之路，终于在1977年12月14日的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在押往公判大会之前，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您读到这些文字时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四个月之后，怎么还会把一个人因为“恶毒攻击林副主席”而枪毙了?我能给您的建议是，这种事就不必较真了，就那么个意思吧。
遇罗克则是被大字报推着走向死亡之路的。按百度百科“遇罗克”条下的说法，他那篇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虽然最初发表在一本叫《中学生文革》的小刊物上，但后来被大量抄成大字报张贴。您应该不难想象，一本小刊物上所登的一篇万余字的文章，能有多大影响?而一篇万余字的文章被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那是可以贴满一堵墙的呀!
这种事儿，不说您不明白，说多了又不好，到此为止。您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再搜搜，比如在韩先生四岁那年，北京有一道灰色的矮墙暴得大名，百度百科上的条目叫“西单墙”，实际上它的名称还多两个字。它会告诉您，大字报只是一种工具，可以被各种不同的人所使用，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文风和语言。然则依您看，那些把林昭、李九莲、遇罗克们引向或推向死亡之路的大字报，都是些不讲理的东西吗?如果说它们确实越过了某种“言论底线”，那又是什么样的言论底线?不过有一点您是对的，这些大字报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尖锐。或者就叫“辞严”。我不在这里具体规范“辞严”的涵义了，概略讲辞严就是尖锐，锥子是尖锐，掏粪勺不是尖锐。辞严本身不是过错，关键要看那个“义”正不正。当然，反过来想也可以，老祖宗并不是平白无故就把“义正辞严”串成一句成语的，义正而后方有辞严。您瞧当下的一些批评，不仅决不会越过言论底线，完全保持着韩先生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客观”的态度，遣词用字上也是非常地和谐稳定。何以能如此?原因无他，皆为谈论的本就是一些鸡零狗碎无关宏旨的话题。一言以蔽之，言不及义也。
品格与色等
下面的“外一篇”是副产品，但我向您保证，决不是用边角余料制造的。
说是副产品，因为它确实是从上面那一段延伸出来的。按照一些没见过大字报的人对传说中的大字报的理解，大字报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人身攻击，所以韩先生认为，一个文艺作品好不好，和作者的能力有关系，和作者的人品没关系，通过质疑作者的人品来否定一部作品，不是正常的批评路线。这样一种理论，在当下还是有一些市场的，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现在有些事总让人觉得乱乱糟糟的。后面我会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讲讲这件事，即为什么总有人心疼那些在吸毒、嫖娼时被警察逮住的歌手、演员和导演。一个木匠想做一个小板凳，如果只是能放在屁股底下坐一坐的那种小板凳，他能不能做成、做好，的确只和他的手艺有关系，和他的人品没关系。但是，如果对小板凳还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想把它做成一个工艺品甚至艺术品，恐怕就会和制作者的人品有一点关系了，因为这个工艺品乃至艺术品里肯定能够体现出某种品格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像放在屁股底下坐坐的小板凳就可以了，总要有一点儿品格才好，可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没有品格意识了呢?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怪怪的。坦白交代，在琢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有一种看美国科幻大片的感觉。当年我当“文青”的时候，文艺作品的品格似乎本来就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而到了今天，当我想到有必要跟现在的文青们讲讲这个问题时，竟忽然发现它讲不清楚了!什么是“品格”?它指什么?它有什么用?茅奖鲁奖各路大奖哪个奖评奖时用得到它?它是歌德派还是缺德派?是唱盛派还是唱衰派?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是道德楷模还是感动中国?是催人泪下还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努力做好接访工作还是千方百计做好截访工作?
讲不清楚了。
明知讲不清楚，还要硬着头皮讲一讲，就得想个取巧的法子。品格为什么不好讲?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那么，能不能换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讲一讲，比如颜色?颜色是看得见的——当然，您不能是色盲。色盲虽然也不是所有颜色都看不见，但有些看不见，有些会看错，所以交管所不给分不清红颜色、绿颜色的人发驾照。
自然界的颜色是有谱系的，叫色谱。我在服装厂挂职时，见过色谱样本，厚厚的一大本。对颜色进行细分的单位叫“色等”。我们的染厂技术不过硬，有时候同一匹布，相隔十几米，颜色就能差出两个色等去，批量生产服装的时候，这一段布裁的是前襟，那一段布裁的是兜儿，等到缝纫工把它们缝在一起，前襟和兜儿差出了两个色等，这种上衣，您会把它买回去穿吗?这本色谱，就是一个个色样，相邻的两个色样，差着一个色等，不仔细看，或者光线不好，真是看不出多少差别来，可是如果您依次一格格、然后再一页页地往下看，您会惊讶地发现，就是这种一点点差别的积累，蓝颜色渐渐变成了绿颜色。如果您不色盲，如果您再对文艺作品的色谱有一定的感觉，那么您会懂得，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可以从颜色谱系上给它定位的。不过还得承认，这个活儿是有难度的，有时甚至是难度很高的。另一方面，它有时对读者来说简直就是无所谓的，对批评家来说却是很“吃功”的。比如《红楼梦》，就曾经被“判”为淫书，即属于黄色谱系。现在自然是平反了，该判词也被认为是诬陷不实之词，可如果有读者还是愿意把它当黄书看，专看那些初试云雨情之类，你也挡不住。也有人把它归入红色谱系，说它整本书讲的就是阶级斗争。至于有些学者，干脆把它当作研究曹氏家谱的敲门砖，那颜色谱系就只能到多普勒效应的超高频里去找了。
服装厂里有个说法：灯下不看色。道理很简单，光线会影响对颜色的鉴别。对文艺作品进行色谱、色等的鉴别，更难排除这种影响。上述对《红楼梦》的误判，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毕竟是个丰富或者说复杂的作品，而实际上有大量很简单的作品鉴别起来也不简单，那是因为常常有人故意把带颜色的灯光往上面打。这里只讲其中的一种，即红色谱系中的特殊一类。眼下有个新词叫“市场迎合度”，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市场的产物，是资本的运作，追求更高的市场迎合度，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与其他无关，所以好像应该归入铜色谱系。如果您真这样认为，那就上当了。您只要稍微想想我们的市场究竟是怎样运行的，其实很容易明白，凡是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较高、尤其是很高迎合度的，必然是也只能是红色谱系的作品。当然，发生这种误判，也与背景光有关。作为一种背景，人们对红色谱系的理解曾经很狭窄，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算，跟着国民党抗日都不行。铁凝的《笨花》，如果只写了那个主人公——一个无党无派的下野军阀为抗日而捐躯，没写他的儿子孙子们跟着共产党抗日，恐怕都很难得到这种认定，而且即使有了这后两代人，仍然有批评家觉得有必要，实际上也确实写了相当长的文章，严肃认真不走过场地论证为什么这部小说应该归入红色谱系。然而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何况过了六十年，再加上公权力的推动，红色谱系理所当然会有发展，有变化。当然，我说的这种新产生的、特殊的红色谱系中的新亚种，跟原来那种革命的红色也差着若干个色等。现在我们说的这种红，虽然同属于一个大的红色谱系，但肯定不是鲜红，当然，它也不属于大红、正红，也不属于深红、枣红，也不属于浅红、粉红，也不属于洋红、桃红、桔红、杏红、绛红、紫红、绯红、玫瑰红。那么它到底属于什么红呢?它属于……不好意思啦，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