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之外的要籍
集部是文体学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但经、史、子著作中也有不少文体学史料，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值得引起重视。
《说文》。又名《说文解字》，汉许慎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中国第一部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文字本义的字书，收录并解释了不少与文体相关的语词，如祷、议、诫、诰、谚、谜、札、祝、诗、谶、奏、训、册、谕、谟、论、诏、誓、语、说、记、诂、讴、、谥、诔、诅、谱、碑、史、笺、简、符、牒、帖、吊、券、檄、颂、铭等，数量相当可观。作者对这些语词的训释虽非自觉的文体研究，但在对其本义的探求中，或涉文体体性，或论文体功能，或及文体使用对象、场合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人所理解的各种文体的原始意义。又，此书创立部首检字法，同一部首的字，往往有某种意义关联，如“言”部所载言、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誓、谏、说、记、讴、谚等，都与文体形态相关，暗示了早期文体产生与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对研究古代文体发生学颇有价值。《说文》对于文体的释义，往往为后人解释文体本义所征引。
《独断》。汉蔡邕著，《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记录、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名物、官文书的著作。这些文书，大致包含下行的诏令文和上行的奏议文两大类。其中诏令文是皇帝向臣下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奏议文是臣民向皇帝进言的文体，分章、奏、表、驳议四类。书中对每一类文体的适用场合、体制规格、行文用语、书写载体形制乃至发布方式等都有详细说明，如：“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云云”等，是最早比较系统研究文体与典章制度、文体载体形制的书籍。
《释名》。汉刘熙撰，《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此书采用音训即通过语音追寻语义来源的方法，考察每一字词最初命名的原因，是中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全书收录和训释的文体语词极为丰富，计有语、说、序、颂、赞、铭、纪、祝、诅、盟、誓、奏、簿、籍、檄、谒、符、传、券、莂、契、策、示、启、书、题、告、表、约、敕、经、纬、图、谶、传、记、诗、赋、法、律、令、科、诏书、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等。这些文体语词，集中于《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三篇，客观上反映出早期文体产生的三个主要来源：言语交流活动、行政公文和日常文书、典籍文化。这三种来源，暗含着对多种文体形态共同功能属性的归纳。又，此书“因声求义”的训释方法，对《文心雕龙》确立“释名以章义”的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有重要影响。
《典论·论文》。魏曹丕著。《典论》是一部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的论著，原书五卷，已佚，今仅存《自序》、《论文》两篇较为完整。《论文》最早见于李善注《文选》卷五二，对后世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批评有较大影响。《论文》提出“文气”说，认为每个人所禀受五行、阴阳之气不同，造成作者才性不同，遂使为文各有偏至、长短。特定的才性类型，往往更擅长特定的文章体类，而鲜有兼善众体者，如“王粲长于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等。因为各体文章在体式规格和艺术风貌上各有不同要求，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这些区别，对作者的才性、气质等也提出了特殊要求。曹丕的文体批评在继承前人对语体、格式等形式探讨基础上，引入“文气”说，开始关注形式规范与主观性情、艺术风貌等的有机融合，是对文体学的新拓展。
《后汉书》。刘宋范晔撰，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此书大量抄录奏疏诗赋，详细著录传主的文体创作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如《孔融传》载融“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张操传》载操“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等。如此细致地记载文体创作，在史书中非常罕见，充分反映了东汉以来各体文章写作繁盛的史实与学界对文章文体之重视。全书共著录60余种文体，除去同体异名、文类泛称、不明何体等情况外，还有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答、吊、哀辞、祝文、注、章、表、奏、笺、论、议、教等40多体。此书虽为南朝人所撰，但这些类目，大致反映了汉人的文体观念，并非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对研究汉代文体创作、文体分类等较有参考价值。
《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子显著，中华书局1972年校点本。《文学传论》把文章视为情感、声律、辞藻的统一体，强调感性直觉的审美创造，标举气韵天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境界，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了汉代以来诗、赋、颂、章表、碑、诔、俳谐文等文体的名家名篇，提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说，与钟嵘“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若合符契，反映了南朝五言诗高度发展、逐渐成为诗歌主要体式的史实。作者主张文体新变，反对雷同，故在承认文体时代风貌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的独特风格。作者把当代文章写作分为“三体”，分别源出谢灵运、傅咸和应璩、鲍照，实即当时文坛的三个流派。文体概念融入了体派的内涵，这是文体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颜氏家训文章篇》。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1980年版。《颜氏家训》原为训诫子孙所作，也论及文章。文体论内容主要集中在《文章篇》，此篇起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继承了刘勰的“文体原于五经”说。颜之推又以人体论文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认为文体各要素之间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整体艺术生命。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破坏文体的和谐完整。作者严厉批评文坛上“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不良风气，提出了改革文体的主张，即既学习古人的体度风格，又吸收今人在辞藻、音律、对偶等方面的成就。《史通》。唐刘知幾著，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此书内篇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刘知幾通过考察以往全部史学的发展历程，对史书体例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历来史著虽然繁多，但探溯本原，不外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也即六种体裁。这六种体裁，概括了唐以前史著的主要类型，有些到后世便没有续作，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和以《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断代史长盛不衰。正因如此，《史通》专设《二体》篇，探讨这两种体裁的长短优劣及写作要求。刘知幾以六家、二体为史之正体，正史之外的旁流别派为杂史。杂史又可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种。《史通》强调文史之别和史著的叙事功能，高扬直笔与实录精神，反对文人修史、以文学手法撰史、在史传中收录诗赋辞章等，是较早系统研究史学文体与叙事文体的著作。
《事物纪原》。宋高承撰，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自任昉《文章缘起》开始，追源溯流、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事物纪原》旨在考察世间万物起始及得名之由，而文体作为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存在，自然也在关注之列。此书卷四“经籍艺文部”考察了诗、赋、论、策、议、赞、箴、颂、连珠等文体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状况，卷二“公式姓讳部”还论及敕、制、诏、诰、册命、教、表、上书、移、檄、露布、祝文、诔、启、简、书、题笺等实用文体的起源，其中许多材料往往溯至上古典籍，不同于《文章缘起》只考察秦汉以来有明确作者和创作时代的独立篇章。
《玉海》。宋王应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规模宏大的私编类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等21门;每门各分子目，计240余类。其中“艺文”门收录诗、歌、赋、箴、记、志、传、录、铭、颂、论、序、赞、奏疏、诏令、诏策、律令等多种文体。每种文体有序题，多汇集前人之论，简单介绍其名称、功用等，然后详细著录历代此种文体的创作情况，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对于简短的作品，往往全文收录;篇幅较长的作品，则介绍其创作背景、主要内容等。最后往往引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等对该种文体的论述。这种编纂体例，既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史料，又可使人对每一种文体的性质、特征及发展历程有具体、清晰的认识。书末附《辞学指南》四卷，对博学宏词科备考方法、考试内容、文体试格和试卷形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分析作文之法、语忌和博学宏词试格的十二文体(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特点，有助于了解宋代博学宏词科考试文体形态，对考察科举文体渊源流变也颇有价值。
《郝氏续后汉书》。元郝经著，《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此书卷六六上 “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等体，《书》部有诏、册、制、制策、赦、令、教、檄、疏、表、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等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杂言等体，《春秋》部有国史、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等体。文章源于经书说，六朝已有之，差不多是古人的共识，但把后世各体文章归为易、诗、书、春秋四大类，在古代文体分类中颇为独特，因为源于经书是文体发生学观念，而按经书归类则是文体分类学思想，着眼点并不相同。这种分类，其实质是按文体功能把古代所有文体分论说、公文、抒情、叙事四大类。每部有总序，每体有小序，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有较高的文体学意义与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