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城成名于晚清，然而相较于清季四大家等前辈词人浓厚的遗老遗少情绪，她的思想显然更进一步，虽然不像秋瑾那样参与流血革命，但同样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如著名的《百字令·排云殿清慈禧太后画像》
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辇衣耀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妩。屏蔽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为问此地湖山，朱庭启处，犹是尘寰否?玉树歌残萤火黯，天子无愁有女。避暑庄荒，采香径冷，芳艳空尘土。西风残照，游人还赋禾黍。
这是她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后，游颐和园所作，词中从修园林而废国防出发，批判慈禧太后的种种祸国殃民之举。词人赋笔铺陈，大量化用经史与前人诗句，于密丽之中寓“禾黍”之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词中，碧城嘲讽慈禧太后死后应“羞逢”吕后、武则天，然而“汉雉唐鹉”本身也不是什么褒扬之词，这种态度和她的成名作《满江红·感怀》的立场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清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闭，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该词激烈地申诉女权，从“豪放”程度来看，直可与秋瑾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相比，然而对比吕碧城前后的作品，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样直白浅见的豪放词是极少见的，而摘自严复日记的吕碧城婚姻观，也几乎和女权完全相悖，她不仅不赞成自由恋爱，还认为包办婚姻十分合理，终其一生的言行，也极为洁身自好，以至于到了被小人恶意揣测的程度。可见这些身处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词人，往往会为了争取说话的权利，而发违心的激进言论，但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使她们无法真正从旧道德中脱离出来，因而常常出现早期词作思想与全集风貌不合、文字论调与本人实际思想脱节的现象。 清代女才子沈彩曾道破类此现象：“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乃欲脱绮罗香泽之习，是其辞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诗哉?”(沈彩《与汪映辉夫人论诗书》)吕碧城亦反对为文造情，她在《女界近况杂谈》中说：“予以为书写性情本应各如其分，惟须推陈出新，不袭窠臼，尤贵格律隽雅，性情真切即为佳作……若言语必系苍生，思想不离廊庙，出于男子，且病矫揉，讵转于闺人，为得体乎?女人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故其词作内容不论庙堂苍生，还是闺阁生活，尽管思想上或有矛盾，却都有真情实感可循。如其《望江南》词云：“瀛洲好。应悔问迷津。蟾影盈亏知汗历，桃源清浅误秦人。去住两含颦。”这便是典型的庙堂与闺阁相结合的词，此词作于1929年，是她第二次出游欧美时期(1926—1933)。她第一次出国主要是为了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和文学，完成青年时代的深造心愿，而接下来的两次，则是出于对国内环境的极度失望。在她出游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在表面上有了统一政权，有了向上的发展趋势，当权者亦屡次邀请这位前政府女官出山。前文所述，她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然而经历了洪宪帝制的闹剧，她已经看透官场黑暗，认为这些当权者只是想把她当做花瓶点缀，并不会真正让她发挥才干，故一一推辞。同时，十年内战也拉开了序幕，碧城有悲悯之心，无护生之力，只能选择逃避。因此，这里的“桃源”、“秦人”，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修辞手法，“去住两含颦”之愁，也不仅仅是出游与乡情之间的矛盾，更包含了归隐与致仕的两难处境。
而在《千秋岁·坠粉欺潮》中，她写“霓裳舞才一二转，金瓯地已三千缺”，以欢场反衬政局也是诗词惯用手法，此时的中国，经历了东北沦陷和第一次沪战，日本人扶持满洲国成立，作为一个拥有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的人，她必然会发出歌舞误国的感叹。然而讽刺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西式交际舞是现代化的象征，表明了舞者思想开放、身体健康，她正是凭借着华贵的舞衣和精湛的舞技，与西方人有礼有节地进行社交，使西方人折服于她的“大国风范”，为祖国赢得了尊重，这种矛盾的状态和情感，非设身处地不能拥有。
在词学史上，吕碧城身处变革时代，始终徘徊于正统和现代之间，然其从女报人和女官的特殊视角出发，以词记叙历史，书写情怀，熔新材料入旧体格，赢得“近代女词人第一”的殊荣，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