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故事，对蕴兰影响很大，她向往的大概就是类似父母一样的琴瑟和谐、终生不渝吧。后来她能主动劝丈夫纳妾，想必是经过了痛苦的挣扎，但“无子”位于“七出”之首，蕴兰的大义，完全是出于无奈。最后，她只有用生死相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感情的忠贞。
卿便负我，我不负卿。
蕴兰死后，两个儿子风尘仆仆奔波近千里来报丧，见到我家长辈，哭得呼天抢地，称蕴兰是恩母义母，比亲母更亲。一家老小都悲不自禁，街坊邻居闻听之后，也没有不感叹的。
这对年轻人，就是蕴兰丈夫的后代。
世事沧桑，又是几辈人了，他们还能记得蕴兰，还能到我家寻访，足见蕴兰当日的影响。
奶舅爷
奶舅爷是祖母奶妈的儿子，虽然奶妈去世很早，甚至祖母都不记得她的模样，但奶妈的这位儿子却一直把祖母当亲姐姐一样，几十年，两家人来往频繁，似乎比亲的还要亲近几分。
从小，祖母就告诉我们：咱们家就这么一门穷亲戚，一定要上待他们。
奶舅爷家的确很穷。
在城郊一个小村子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在一面土崖上凿出了一孔窑洞，窑洞口安了一扇破旧的木板门，门上方开有两尺见方的一面小窗户，窑洞很窄，但很深，越进里面光线越暗，到了窑掌就黑洞洞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奶舅爷一家就住在里面。
奶舅爷是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儿，满脸的褶子，面容黝黑，我那会儿常常想着他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洗过脸。他是个特别和善的人，小小的眼睛里永远溢满了笑意，跟人相遇，还没开口说话就先“嘿嘿”地笑两声。他是唯一一个用名字的单字来称呼我们姐弟的人，让人心里暖暖的，我们都跟他很亲。
奶舅爷家孩子多，孩子的妈妈早年病死了，他自己也是一个病秧子，在农村如果没有壮劳力，又要拉扯几个孩子，那日子，自然过得艰难，真正是人们常说的“穷病交加”。日子过不了的时候，奶舅爷会去卖血。 母亲和媳妇都在老家，榛子叔叔自然得回家探亲，那个时候，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有假期，所以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榛子叔叔都要在我家住几天，来来回回的，我家就像一个驿站。
我从小就喜欢榛子叔叔。他个子很高，皮肤很黑，圆圆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说话略有些结巴，笑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很可爱。
县城离高杰村一百余里路，三四天才有一趟客车，说是客车，其实就是东风牌卡车，旅客是站在敞着的卡车车厢里的，榛子叔叔常要呆在我家等几天才会有车。
他呆在家里，我最高兴，就像过节日一样，跟着他跑前跑后，像只小尾巴。榛子叔叔不怎么出去，是个温和而安静的人。他喜欢编故事，在他的故事里，主人公都是一个叫“红红”的小女孩，我每次都要认认真真听到结尾，才发现又是编来哄我的。他还教我写字，帮我纠正姿势，有时我弄出什么笑话，他就编打油诗调侃我。我也会假装生气，常跟他闹闹别扭。
我教过榛子叔叔一种叫“翻绞绞”的游戏，用一根红色的塑料绳或毛线，在十指间穿梭缠绕，穿织出各种各样的立体图案，什么北京天安门、长江大桥、金鱼、乌龟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图案会连续变换，于是便织出一个连环的小故事来。我一边穿，一边念：“一个老头，拾了二分钱，买了两颗糖豆豆……”榛子叔叔大笑。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编织这个故事。下次再来，一见我就念：“一个老头，拾了二分钱……”他那么大的人，又有些结巴，念起来真滑稽，让我觉得很难为情，榛子叔叔却把自己逗乐了，自顾自地大笑起来。
成年人能认真地跟着一个小女孩学习一种复杂的儿童游戏，我只见过榛子叔叔一个。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两家有几层亲戚关系，属于世亲，他的祖母跟我的曾祖母是亲姐妹，这是我们之间最近的一层亲缘。
榛子叔叔是有故事的。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吏，原本就娶了妻，以后到外省做官，又娶了当地一位姑娘，生了榛子叔叔。后来亲生母亲不幸病逝，榛子叔叔被送回高杰村老家，由父亲一直留在村中的结发妻子抚养。
这位妻子的命运就像那个时代很多留守女性一样，她的婚姻生活很短暂，丈夫出门后就再没有回来，只给她送回来一个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以后病逝在外地，尸骨都找不回来，留下她一个人抚养着两个孩子。她自己唯一的儿子，比榛子叔叔大十几岁，这个儿子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榛子叔叔是幸运的，这位母亲是一位非常善良贤淑的旧式女性，她不计较丈夫的停妻再娶，对幼年丧母的榛子叔叔更是比自己亲生儿子还要亲。一直到小学快毕业时，榛子叔叔才从箱底翻出的一张照片上，知道了自己的出身，母亲便将生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榛子叔叔从此对母亲更加孝敬。一个50年代的大学生，国防科研工程师，将军的弟弟，娶了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只为了伺候不愿离开家乡的养母。
榛子叔叔与妻子分居二十来年，每年只在春节探一次亲，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农村长大，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我的祖母常念叨：“榛子是孝子，能编进二十四孝了。”
榛子的养母，我家称作白大婶子的，一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她老人家去世后，榛子叔叔把妻子和孩子们都接走了，那时他们已经是中年人了。
以后榛子叔叔就很少再回来了。
有一年春节，我回家探亲，竟然看见榛子叔叔也在我家，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多年不见，榛子叔叔也有了白发，他说自己已经退休，这次回来，是受老家人之托，要修订家谱。
我把家谱的初稿略翻了翻，发现有很多值得记载的人和事，其中有在清朝末期就开办学堂的乡村贤达，有在抗日战争中因守城失败拒不投降而自杀身死的国民党县长，也有战死沙场的早期共产党人。
高杰村白家，世居乡下，多以种地为生，但子弟大都读书，教育普及程度高，所以那里是陕北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白家一族，的确可以说是耕读传家，忠烈满门。
2013年春节前夕，我与长沙的二姑紫云在电话中聊家常，顺口问她：“您知道榛子吗?高杰村白家的。”八十五岁的二姑马上接道：“是白大婶子的小儿子，我记得的，1947年我在高杰村教冬书，就住在他家里，那时榛子还是个小孩儿，白大婶子对我可亲了，像亲闺女一样。”
这就是亲戚。
在那个年代，祖父对家族的责任意识，加上祖母的好客，亲戚们自然来往频繁，亲上加亲。老公众的亲戚都奔着我们家来，年轻一辈甚至以为他们只是我家的亲戚，并不知道同样远近的亲戚不止一家。那时住得窘迫，吃得简陋，待客的条件很有限，但近亲远亲，天南地北，多年不见甚至不曾谋面，只要迎进了门，就是回了家，一家人欢声笑语、热气腾腾。
那样的生活里，会有一点麻烦受一点干扰，但也多了一些内容添了一些乐趣。亲戚往来，就像平淡的旋律里跳动的音符，让人记忆深刻。
现在，那种让小孩子永远搞不清楚关系的远亲世亲之类，一般都没有来往了。
亲戚，已经成为一个客气而淡漠的称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