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一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对我微笑。也许，渴求上进，好好学习，争取入团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罢了。在天天向上方面，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争取多擦一次黑板之外，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我也是扮演了不怕脏、不怕累的上进的角色。
当然，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我也不会忘了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手里。可是，时隔不久之后，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入团的几个人中，不仅没我，有的竟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因为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穿戴也都比我的时新，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一样日日围着他们飞来舞去。现在想来，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说世界暗无天日，也是丝毫不为过的。这哪是一个充满妒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的?不做出一些反应，不采取一些措施，不仅有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也辱了一個男人的尊严。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般，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说让这些人入团，无疑于为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反复看了那封检举信后，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扔了。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戒。
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在那批名单中，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对他们所做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贫寒的家境，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到部队当兵。探亲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俩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看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我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打别人的报告。
我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