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祖父母经营着一个大家庭，父母亲，我们姐弟仨，还有在家养病的七姑，一共七口人，加上常年不断的亲戚，开饭时，总有十来个人，热热闹闹的，小孩子一般是轮不到上餐桌的。
来往的亲戚们，有些就住在附近，隔三差五地来一趟，跟祖父母拉拉话吃顿饭就走了;有些家在农村，赶集的时候会到家里歇歇脚，喝口水，常常宁可饿着肚子赶路，怎么留都不吃饭;有的平时没有往来，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才得以相聚;还有些，就像天边的候鸟，在特定的日子里如预约好了一样，一定会出现。
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只要想起那些远逝了的岁月，就会想起他们，和他们带给我们的新鲜特别的故事。
向 明
向明跟父亲是一辈人，他家跟祖父、祖母娘家、我母亲娘家以及一位姑姑的婆家四个方面都沾亲，这大概就是祖父说的“老亲”吧。在对他的称谓上，大家各论各的，我父亲称他“姐夫”，我母亲则喊他“大哥”。
向明的父亲，被家人称为白家姑父的，是一位传奇人物，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当地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在偏僻的陕北农村，像他一样年少时就跑到上海读书的人不是很多，所以，白家姑父是个有身份的人。
我家跟他家是姻亲，没什么血缘关系，但白家姑父跟祖父还有些相像，高高的个子，雪白的头发和胡须，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不同的是，他还有一只从不离手的拐杖，虽然只是件装饰，可那气度就格外不同了。祖父待他，既像亲戚，更像朋友。
白家姑父在上海读书时加入了国民党，还跟着激进的同学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因为目睹了动荡时期的恐怖和阴谋，他逐渐变得小心谨慎，再不愿意身涉险境，不久便回到家乡，在县城唯一的小学任教。在五十年代，他被遣返回老家，一个要翻两座山才能进城的小村子。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喜欢城里的生活，所以总往我家跑，尤其每年正月和农闲时间，必定要来我家，一住就是好多天。
向明从小跟着父亲来我家，自然跟我家同龄的孩子关系密切。他读了很多书，人很聪明，长相英俊，声音洪亮，做事也沉稳，亲戚们见了总要夸赞几句。我祖父说，老亲过几辈就得结新亲，要不就撂淡了，于是亲自做媒，把本家的一位姑娘嫁给了向明。
向明与我们这位本家姑姑从小熟识，一直以兄妹相称，大家以为这门亲事必定美满。
上世纪四十年代，向明沿着他父亲当年的路线，告别了新婚妻子，远赴上海求学。
谁也想不到，向明到上海不久，便写信回来，要与妻子离婚，还宣称已经与一位女同学文明结婚。
这样的新鲜事，自然很快就在小城传得沸沸扬扬。
本家姑姑是新式女性，结婚前就在小学教书，因为貌美，常有人去学校滋事，婆家就让辞了工作。丈夫怎么会遗弃自己呢?如果她缠了小脚，如果她不识字，如果她不愿出来工作，如果她满脸大麻子……她想不通，又羞于向人倾诉，结果一病不起，被兄弟接回了娘家。
这件事太丢人了，白家姑父觉得自己连大门也出不得了，更无法面对亲家。他决定亲自前往上海，找回儿子。临行前，他拍着胸脯向我祖父保证，如果儿子不回来，他就带着家人离开小城，一辈子不见祖宗。
当他来到上海时，儿子新娶的上海姑娘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
向明苦苦哀求父亲，但父亲的脸就像石人一样生硬。他双膝跪倒在父亲面前，说：“打罚全凭您老，只要让我留下。”
看着一米八几的儿子，为了一个认识几天的女人全没有了男儿气概，白家姑父气得浑身发抖，他挥起手杖狠命地抡在儿子身上。
向明一动不动地跪着，任由父亲抽打，再不吭一声。那姑娘要过来护他，他抬起一只胳膊，做了一个很决绝的手势，姑娘明白，他是怕伤了腹中的孩子。
儿子伤了天理良心，打死也是活该，白家姑父不心疼。但那姑娘躲在一角战战兢兢，泪水涟涟，就是神仙见了也要动容啊。向明是他的长子，那姑娘腹中的孩子，就是他的长孙啊。白家姑父打不下去了，背过身子，他落泪了。
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白家姑父带回儿子的决心。他必须维护与亲家的亲情和友情，他们是几代的姻亲，他们的关系事关很多个家庭。
以后几天，白家姑父态度松动了一些。这天早上，他平平静静地对儿子说，要跟他再好好谈谈，“让你媳妇去买点儿早点吧”。向明猛一听到“媳妇”二字，几乎要激动地流泪了，那姑娘更是手足无措，头也不敢抬，慌慌地应着，赶紧拿了钱出门。
姑娘一出门，就有两个彪悍大汉进了门。向明的脑袋里轰地一声，像猛然挨了一棍，一下子呆住了。来人手脚麻利地绑了向明，和白家姑父一起，连拖带搡地带着他快速离开了。
这是白家姑父想了几天的辙子，不这样，他带不走儿子。他怕看到那个生生撕裂的场景，他不知道那姑娘能不能承受。
向明就这样被父亲押着离开了大上海，离开了挺着大肚子为公公买早点的爱人。
一路上，向明只想着一件事：逃跑。走到武汉，向明终于有了机会，就像父亲骗他支开爱人一样，他编了个谎言，设法逃脱了。
白家姑父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督察员的特权，很快就从码头的仓库里抓到了正想伺机返沪的儿子。
回到家的向明，并没有就死了心。他们之间还有书信来往，他知道那位姑娘不久就生了个儿子。
最初几年，家里人时时看着他，还怕他逃跑。
不久，全国解放了，上海那面却没有了消息，以向明国民党员的身份，是没有出行自由的，他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以后向明就与本家姑姑生活在附近另外一个小县城，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一辈子教书，倒也平平安安。据说他时不时要搞点儿新鲜的东西，比如自己组装电机，自己发电，培植灵芝，培育新谷种等等，是当地很受尊重很有声望的教师。
向明所在的县城与我的家乡只有100华里的距离，寒暑假的时候，会按时回来探望他的父母亲，往返都住在我家里。
七十年代中期，向明患了癌症，姑姑陪他去北京治疗，临走时把长我一岁的小女儿寄放我家，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令人称奇的是，那一次，他们在北京找到了那位当年的上海姑娘，她终身未嫁。当年还在腹中的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据说，没有尽过一天责任的向明，后来被人翻腾出来，因为这个没人知道下落的国民党员父亲，他们母子受了很多罪。
北京回来不久，向明就病逝了。
那个孩子，在向明去世后，回过一次老家，与老家的弟弟妹妹见了面，拍过一张合影。
姑姑说，那个孩子，比他们后来生的几个孩子更像他，和他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
蕴 兰
有一天，祖父从外面领回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说是医学院派到他们医院的实习生。他俩一到医院就自报家门，说老家在靖边县张家畔，受家里长辈的嘱托来寻亲，要打听寨山王家的后人。原来是我家的世亲，已经几十年不通音讯没有往来了。
祖父母对这门亲戚非常重视，那段日子，我经常被指派去医院的实习生宿舍请他们，只要看见我，他俩准会高高兴兴跟着我回家里吃饭，饭后还会陪祖父母聊天，就像自家人一样。
成年后我才弄明白，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我祖父有位姑姑，名叫蕴兰，自幼读书，生得白净清秀。当年，家乡的县官是高祖父的同僚，靖边籍人，两家的夫人都怀了孩子，高祖父与其指腹为婚，订了亲事。姑爷长大后，回到靖边做了个小官，似乎是专管盐税的。蕴兰便出嫁到了靖边，据说她善于处置家事，为人公道，深得姑爷的敬重。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蕴兰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姑爷就又娶了一位夫人，可惜这位夫人也是福薄之人，很年轻就病死了，留下了三个儿子。蕴兰一手带大了几个儿子，对他们视如己出，管教有方。
蕴兰三十六岁那年，丈夫患了伤寒，只几天光景，人就病得脱了形。蕴兰找遍了城中的大夫，也想遍了办法，多少天衣不解带地伺候着，总以为丈夫体质不错，能扛过这一关，但他最终还是撒手走了。
丈夫去世后的三天里，蕴兰没有守灵，也没有人见她落泪。她一边安排丧事，一边清点账目，跟来往的商家都做了结算。儿子们见母亲不分昼夜地操心家事，以为她是怕闲着会伤心，也就由着她。
三天后，她请来族人，当着全家人的面，给几个儿子公公道道地分割了家产，甚至还计划好了小儿子的婚事所需。在场的人没有不惊奇不叹服的。
一切后事都已安排妥当，当天晚上，蕴兰吞金自尽，随丈夫去了。
当时家里已经在街面上陆续置办了一些铺产，有稳定的进项，老大老二已经娶亲，对蕴兰极其孝顺，应该说，蕴兰的日子是优裕而安稳的。
棺材铺的伙计说，开始时蕴兰要订一口双人棺木，店主不答应，说没做过，她便改订了两口棺木。
祖母对蕴兰印象深刻，她说，这位姑姑性烈，礼数多，排场也大，是典型的王家姑娘。当年出嫁后回娘家一次，几个侄儿必得到离城八十里地的石咀驿迎接。有一次，我的祖父伸长脖子在石咀驿的大路边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那时候通讯不方便，祖父以为有什么变数，就折回了，没想到，他前脚进门，姑姑后脚就到了。蕴兰觉得，姑娘好不容易回一趟娘家，侄儿竟然不来接，让自己在一路护送的婆家小辈面前失了礼，为此，祖父和他的两位兄长被罚跪好几个时辰。
蕴兰的命运和她的母亲颇为相似，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高祖母。
这位高祖母，今天家里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姓氏和来历，我也只知道，她一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一年，才满十二岁的三子突然患病，只几个时辰便断了气，高祖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趁人不在意的时候，竟然吞金身亡。
高祖母去世时，我的曾祖父九岁，而蕴兰，只有七岁。
据说，我的高祖父和妻子感情很好。但我始终不能明白，高祖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她怎么能因为一个孩子的不幸夭折，就那么决断地抛下了另外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和自己的丈夫?
妻子惨烈赴死之时，高祖父还不满四十岁，正是仕途得意之时，他把大一点的儿子留在家里，带着小的宦游他乡，一生再没有娶妻，也没有纳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