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父亲出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父亲头发脱落，露出光秃秃的脑壳。父亲最爱惜头发了，以前出车总带一把梳子，像爱惜羽毛的孔雀一样随时梳理发型。好在父亲很乐观，戴上了一顶帽子。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都到厂里逛上一趟，逢人就说他病好了。其实，不只母亲清楚，厂领导也知道的，他的晚期肺癌，已下了死亡通知书。母亲问医生，他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不一定，也许三个月，也许半年。但是三个月过去了，又半年过去了，父亲居然活得好好的。父亲找厂长磨叽，要求回车队上班。无论他好说歹说厂长就是不同意。恰逢这时，长江暴发百年不遇的洪水，报纸电台整天都在报道。单位都派人上大堤，往水里填倒石块和装土草袋。父亲找厂长软磨硬泡，要求上抗洪救灾的第一线。厂长敷衍着，可父亲的忍耐到了极限，不由分说上了大卡车。他从青山运输石头到河边，倒进汹涌的激流中。这是在长江流域一次可以载入史册的抗洪行动，无论洪峰达到的高度和参战人数与规模都超越以往任何一年。在此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因为不久开始建设长江三峡大坝。据说从此长江再也不用抗洪，从此进入太平盛世。父亲吃睡都在工地上，最长一次三天三夜都没好好休息。他累坏了，筋疲力尽，回来后身体迅速恶化。他睡在床上起不来了，生命耗尽了最后一点能量。病魔吞噬他的肺叶、内脏，也扩展到肌体。这头恶魔津津有味品尝他的血液、体汁，又啃食他的骨头，狠狠撕咬着。父亲是一个硬汉，从不轻易流露自己的苦痛。但这时他不行了，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他痛苦地呻吟，止痛片在他身上已经不起作用。厂医生没有办法，只好从县医院开来杜冷丁。当药物缓缓注射进去，他才平静下去。几天后一支杜冷丁已经不起作用，只好用两支，再后来每次注射三支。这时所有人都明白，父亲死到临头了。厂长到家里看望父亲，车队同事和邻里们纷纷上门，作为最后的告别。他们低声地说话，劝慰母亲。帮助的人提前买来寿衣放在父亲脚边，随时迎接他的死亡。父亲变得神智不清，对这一切已无从察觉。他的生命体征已不太明显，这时灵魂渐渐远去，只剩下躯体供给病魔慢慢品尝。我已不再到学校去，守候在父亲身边。在别人的告知下，当父亲呻吟时紧紧握住他的手。
此时此刻，我望向空中，那个模糊的面孔。我的窗外是一片废墟。我一点点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渐渐地，父亲变得清晰了。我看到父亲的身影，高大，挺直，绝不委琐卑下。他蔑视死亡，以一种乐观的精神直面人生。从某种意义上，他像那个逐日的夸父——尽管他追的不是太阳，而是一种生命的虚妄、幻象——直到有一天他力竭而亡。但这同样在传递一种精神。他让我明白，不管你如此度过人生，却绝不向生活妥协。我很庆幸，自己幼年时曾紧握父亲的手。尽管一度我放开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却再次紧握住。这是一种传递，我接过他对生活乐观和永不妥协的信念。
父亲，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想向空中的影子伸出手。
在一瞬间，他的面容清晰起来。这时太阳出来了，父亲在一片眩目的光线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知道，父亲永远走了。但他的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