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知道阿母骗他，阿母明明在哭，阿母肯定是因为自己的不懂事才哭了，他再一次急切地向阿母保证：“阿母，我真的不去玩了，我明天马上去割猪草!今天我发现野猪洼那里有一大片野刺苋，长得可欢啦，阿牛他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将这事藏着，没有告诉阿牛他们。”
阿母蠕动着嘴唇，只听客厅里阿爸喊道：“汤赶紧端上来呀，磨蹭着什么?”阿母赶紧胡乱擦了一下眼睛，将滚汤从锅里舀起来，颤巍巍地端去了。
饭桌上，大伯不知为什么也沉默着。大伯这次返乡很不容易。当年国军溃败的时候，乡间田野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连树木也在轰隆隆的炮声中颤栗着，大伯不知道他会像草籽一样被吹到台湾的土地上。他开了一家鲁面店，靠一点乡土滋味生存。两岸隔绝，一晃四十年，想家时只能掉掉眼泪，回到故乡他还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想起5月6日走上台北街头呼吁当局准许他们回家探亲的情景， 10月14日公布了允许老兵回乡探亲的消息，他只恨自己没有翅膀，有翅膀早就飞回去了。他在长长的队伍里排队，拿到了表格，双手颤抖。他在心里发誓，如果父母还在就为他们奉上一杯茶，如果不在了，就为父母上一炷香。
回南靖故乡前，他和弟弟通了几回信，流露出回乡定居的意思。弟弟说：“回来做什么?回来种田吗?台湾多好啊，又有彩电又有冰箱，这年头，谁还往回走啊?”
接着，弟弟又在信里诉苦，说生养太多，负担很重，最小的那张吃饭的嘴巴叫三娃，不过挺懂事。他就在这时候动了把三娃接到台湾来的心思，好歹有点血缘关系，等他老死了总算有人送终。他把这意思跟弟弟说了，弟弟正巴不得他开口呢，因此一听他说这话马上答应了。他提前去办了各种证件和手续，手续有点麻烦，他不管，反正先把三娃带到台湾再说，过后再一步步想办法。
车站里，归心似箭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回到乡里，父母已不在了。村头的那口池塘，水变浅了，像他四十年来遗失的记忆。他望见自家的房子，怎么那么眼生。他到杂货铺里买光了铺里所有的纸钱香烛，在父母坟前痛哭了一场。他拍着墓碑喊着：“阿母，阿母!”那是娃娃才有的声调。他贴身穿着阿母为他缝制的已经破得像鱼网一样的汗衫，唱起了“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要寒衣……”他猛地将一杯酒灌进喉咙里，呛得一阵咳嗽。一个背井离乡多年的人，有机会站到爹娘坟前是多么幸福的事，心里是多么的妥贴和安慰。屋前那棵百岁荔枝还在，他摘了一颗掰开壳品尝，只有口中这一点酸酸甜甜的滋味没变。
过了几天，大伯就要走了。厦门到香港的船票早就买好了，大伯要从香港到台湾。大伯很自然地说：“三娃，走吧。”三娃心里是很想到大伯家玩一玩的，一想到那永远割不完的猪草，三娃就心生痛恨，他憎恨那长势茂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割了一茬又长一茬，能够暂时摆脱这长刺的令人头晕眼花的绿色植物，三娃心里的快乐装得满满。可看到阿爸脸上那刀刻一般的皱纹，看到阿母那双布满沟壑的裂开的手，三娃只好强捺住内心的渴望，违心地说：“大伯你走好，我就不去玩了，等春节再去吧，明天我还得帮忙割猪草呢。家里的猪马上就可以卖了，趁着这几天将它们喂饱些。”
阿爸盯着眼前的塑料酒杯，对着那有着一圈乌渍的杯沿说：“三娃，你放心去吧，家里不用你割猪草了，你跟着大伯到台湾过好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
再也不要回来了?三娃惊惧起来，阿爸不要他了么?难道是因为前天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阿爸到现在还讨厌他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娃正要追问个明白，大伯一把抱起他塞进租来的小汽车里，“走吧，走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阿爸了。”
三娃全力挣扎，要跳下车来，孰知大伯死死箍住他，汽车一溜烟开远了，三娃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阿母一眼。
大伯家怎么那么远啊，全是山路，爬过一座又一座山，三娃哭累了，迷迷糊糊看见汽车转过一个簸箕一样的山坡，他就睡着了。等他睁开眼，已到了厦门码头。码头上人潮涌动，有的背着背包，有的拎着皮包，有的推着带滚轮的行李箱。上船时，看到工作人员一副谦恭有礼的模样，三娃诚惶诚恐，大伯，什么是台胞?三娃还是个六岁大的孩子，他对大陆的印象是，夕阳慢慢把海水染红，一点点地滑入海底，随后，大地慢慢地融入了广阔而神秘的黑夜。一只海鸥鸣叫着，拍打着雪白的翅膀，久久盘旋在船周围，最后消失在烟水迷蒙的天际。三娃想，他忘了把那片野刺苋的具体方位告诉阿母，这真是太糟了;要命的是他恰恰又想起自己忘了这件事，这就更糟了;而他又很在乎那片野刺苋，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在船上，大伯严肃地告诉他：“三娃，往后你就要叫我阿爸了。我没有儿子，你亲阿爸有三个儿子，他养不活你，就把你给我了，明白不?”
三娃心里充满了哀伤。大伯期待地看着他，催促道：“三娃，叫啊，叫阿爸啊!”三娃张了张嘴，喉咙里塞满了棉花，他咕噜一声艰难地吞了吞口水，终于什么也没有喊出来。
大伯失望极了，“看来不是亲生的崽子终归是喂不熟啊。”大伯原本还有点落叶归根的意思，没想到进了村，狗跟在人后面到处跑，猪哼哼着到处溜达，鸡则飞上墙头不安分地东张西望，这一切增强了他又回到台湾的决心，还带回了一个儿子。
到了香港，三娃很高兴：“大伯，到家了吗?”大伯冷着脸说：“还远着呢。”三娃像鼓涨的气球一样软了下来。他一路上吐得昏天暗地，到了台北新竹的芎林乡，三娃发现大伯家日子也不好过。大伯在芎林乡孤零零一个人，他没有成家，只收养了一个红姐姐。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大伯都要一个人跑到山上对着远处望不见的故乡痛哭一场。三娃像一只被阿爸遗弃的狗，跌落在异乡的荒凉沙地里。
红姐姐倚在门框边看着三娃，满眼都是敌意。由于缺少路费，阿爸将她一个人扔在家里十几天，她只能天天烧点米饭吃。三娃的手触到口袋，那里还有一颗糖果。在家里时，三娃把糖果给了阿母和哥哥，仅剩下这一颗。三娃心里一酸，这是卖了他自己换来的。他想要逃，他想回家。可这隔了山隔了海的路，他如何识得怎样回家呢?他将糖果掏了出来，讨好地向红姐姐走去。一声“姐”尚未出口，红姐姐已经将糖果一把打飞在地，“谁稀罕你的臭东西?野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