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饭
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
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
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替粮食的饱腹本能。
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退尽消去，向阳坡地上的苜蓿已经从地皮上努出嫩芽来。
我掐苜蓿，常和同龄的男女孩子结伙，从山坡上的这一块苜蓿地奔到另一块苜蓿地，这是幼年记忆里最愉快的劳动。
苜蓿芽用水淘了，拌上面粉，揉、搅、搓、抖均匀，摊在木屉上，放在锅里蒸熟。
出锅后，用熟油拌了，便用碗盛着，整碗整碗地吃，拌着一碗玉米糁子熬煮的稀饭，可以省下一个两个馍来。
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麦饭技艺。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
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还是玉米面。
麦子面俗称白面，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
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
我从解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茶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觊觎;
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
麦子面拌就的头茬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
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
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
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掐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
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
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被香气充溢着。
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
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
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耍一把阿Q式的骄做;
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就以苜宿、槐花为食了。
到了难忘的六十年代，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六十年代初;
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
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
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子的坐庄食物。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
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
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结果;
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
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
吃了一口便尝出味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
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
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
陕北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
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
一种卖价不低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
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变得稀罕的苜蓿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采掐。
传统的乡俗已经断止。
主人一茬接着一茬采下苜蓿芽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个好价钱。
乡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
母亲的苜蓿麦饭、槐花麦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