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大城市的高房价让基层的国家公职人员难以安居，我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以后当公务员的人得像花木兰一样‘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自带‘干粮’才能担任公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
话是以假设性的语气说的，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假设，这样的情况已出现，因为缺少相关的调查，还不能确定此种现象的普遍程度。
我就见过这样一个“自带干粮”去当官的人。此人是一个真正的大户人家的第三代，跟我们平日里说起的“官二代”、“官三代”不一样，他完全没有那种庸俗和跋扈的气息，相反，他经历过最好的教育，非常能干，而且有高远的志向。他没有选择一个舒服的部门混日子，而是选择了到偏远地区的基层担任实职，显然是把眼光放在长远的发展上。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自信，他觉得他这样的人就该去当官，他不当谁当呢?眼界和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说他完全不会搞贪腐。理由也很直接：有人送几万块钱，缺钱的可能就心动了，但对我完全没用，我有几千万，会在乎那几万吗?
这个逻辑很强大，看似难以辩驳。其实这样的说法古已有之，过去的老百姓很怕官员调动，甚至不希望朝廷抓贪官，因为好不容易把一个饿鬼喂饱养肥，就又来一个新的，还得从头再喂一遍。
现在也有不少人接续了这个逻辑，从这样的角度看官员任用，他们觉得当官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事情，属于人的高级追求，适合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去做，这样才能一心为公，而不是给自己搞钱。美国的特朗普的说话方式就跟这种逻辑暗合，特朗普声称他的兴趣不在当总统，而是看着美国日益衰落，不行了，所以他才要站出来当拯救者，带领美国重铸辉煌。他还喜欢“炫富”，把“我有钱”、“我真的很有钱”挂在嘴边，意思是他有条件全身心地为国效力(贪腐在美国不是个显性的话题)，也有能力像经营企业一样成功地把美国经营好。
这些道理成立吗?只要拐个弯想想，就知道是不成立的。这种迷思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何谓服务公共利益何谓腐败的理解太狭隘了。关于怎么界定腐败，我曾经在《反腐与主义》(《南风窗》2014年第18期)中有所讨论，有给自己谋私利的小腐败，也有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为特定集团谋私利的大腐败。为官者自己不收受贿赂，可以称为清廉，但采取什么政策，走什么道路才更关键。那些“自带干粮”当官的人，在政策上如果服务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那么其制造的腐败要比自己收点钱严重得多。
由什么人来当官，是国家运转方面的大问题，不可小视。国家需要继续改革，包括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使“自带干粮”成为做官的前提，否则会使固化的阶层结构更固化，扭曲的社会现象更扭曲。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还要讲政治，谈主义，把真正懂得和信仰“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的人选拔出来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