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愚蠢下一个定义，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因为愚蠢的成因千差万别，愚蠢的表现形式亦难以胜数。哲学家黎鸣先生抓住了其中的一个要害，即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对愚蠢进行相对的描述，即：凡在比较之中，更能为全人类文明提供更多的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技术家、大文艺家的人类才是聪明的人类;反之，则为愚蠢的人类。换句话说，比较之下，更善于发现(自然、社会、人类心理)新规律，发明(思维、工具、机器)新技术，创造(科学、艺术)新知识的人类即为聪明的人类;反之，不善于甚至不能够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创造新知识的人类则为愚蠢的人类。当然，所谓聪明和愚蠢，永远都是在变动之中的，而比较也永远都在进行。
没有哪种人类是命定聪明的，也没有哪种人类是命定愚蠢的。聪明与愚蠢，与人的努力与选择密切相关;而且几乎可以断定，聪明的人更有可能拥有成就或是成功的人生，而愚蠢的人则正好相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应奔跑在朝向聪明的潮流之中，因为不会有人“甘于愚蠢”。但历史与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不乏“甘于愚蠢”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劝人守拙的俗语俯拾即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甚至放言：“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而在现代化的多元网络时代，知识、思想、技术伸手可得，只要你不想愚蠢，便可以脱离愚蠢。就此而言，几乎所有的愚蠢，都是甘于愚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甘于愚蠢”的现象呢?
一是缘于民众的麻木。假如他所处的世界，知识被垄断、信息被遮蔽、思想被圈禁，大家都处于一种混沌麻木的状态，那么他就会陷于愚蠢而不自知，甚至认为自己被最高的智慧所引领，因而感到无比的幸福。民众为何会麻木至此?因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还非常短暂，在动荡的封建社会，民众得以苟安的唯一选择就是做被统治者驱使、为统治者提供供养的顺民。几千年的极权统治，麻醉人民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正如鲁迅先生在《春末闲谈》中讲的小青虫与细腰蜂的故事：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蜇，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民众的麻木，就源于被统治者的“毒针”所刺。
二是缘于民众的惰性。人的原始本性有二，一为趋利避害，二为好逸恶劳。而教育、学习、思考是通往聪明的唯一路径。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说：任何教育都有痛苦的成分，任何进步和开悟都需要吃苦。枯灯黄卷地读书，需要吃苦;头悬梁锥刺股，需要意志坚定地吃苦;板凳要坐十年冷，需要长久地吃苦。可是，令人沮丧的是，在以色列年人均读书量达到64本的世界最高水平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年读书量除开教科书不到1本，以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把中国叫作典型的“低智商社会”。何谓“低智商”，不就是愚蠢吗?
20世纪德国杰出的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的《论愚蠢》中说：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此类案例非常常见。有一位老检察官，为人正直，但他对美国的印象，不外乎政府飞扬跋扈、人民水深火热、种族歧视流行、文化危机重重。友人劝他，书店谈美国的书俯拾皆是，不妨读两本。他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另一位是律师，与检察官相反，他是美国通，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无隔膜。他常把中国专制的责任推到儒家头上，再把儒家专制的责任推到孔子头上，令人哭笑不得。劝他读《论语》和孔子传，看看孔子到底是不是专制者，他也是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一个常年不读书的人，不管他的学历是否高到博士，职称是否高到教授，也只会被自己逐渐地“养成蠢人”而不自知。
三是缘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极权统治者貌似至高无上，其实内心极度恐惧，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需要治下的民众都是愚民，愚民才好糊弄。《三国演义》中，曹操害怕在他睡觉时为他人所杀，就故意在睡觉过程中将一卫兵杀死，睡醒后装着大吃一惊，说自己睡梦中好杀人，所以在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杨修自以为聪明，对着被杀卫兵来了一句“丞相非在梦中，尔犹在梦中也”，由此成了曹操的大患，最后终被曹操借故杀掉。三国时司马昭杀嵇康，也是源于对方既富于才学，为人又绝顶聪明。而“乐不思蜀”的刘禅，不管是真傻还是装傻，则得以保全性命。极权统治者为了把民众弄傻，真是费尽心机。《论语·泰伯篇》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过秦论》揭露秦皇“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就连写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也在《滕文公上》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朋霍费尔则在《论愚蠢》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一个人甘于愚蠢，蠢的只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形成了“甘于愚蠢”的历史惯性，后果则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在《我们尚未证明中华民族是有智慧的民族》一文中说：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人口仅几百万的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们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人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超过。所以，我们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智慧。当然，证明的途径，不只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