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先生在他的《与果戈里对话》一文中，提及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故事。像我这一代的中国读者，大概都知道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还在中国放映过，轰动一时。这部喜剧无情地抨击了沙皇俄国的官僚制度，辛辣地嘲讽了俄国官僚的昏庸无能。对于这样一部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沙皇专制的喜剧，如果让沙皇看到会怎么样呢?有意思的是，沙皇真的看了，而且是率领着他的近侍群臣亲临剧场观看的首演。据说，“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后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之后，尼古拉一世与诸位大臣便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了。《钦差大臣》该怎么演，剧院照旧怎么演，剧本该怎么出版，出版社照旧怎么出版，无人干涉。
对于此事，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堂堂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之君，就这么甘心挨骂?沙皇都已言明“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即使沙皇不下令，其手下大臣怎么也该做点什么吧?难道不该把果戈理和剧院的经理、导演以及主要演员统统抓起来?退一万步讲，也该立即禁演此剧吧?但沙皇及其大臣居然对此“丑化”“诽谤”和“恶攻”他们的喜剧根本就“不作为”，果戈里更是自由自在地到意大利旅行去了。这不是有些匪夷所思么?
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老舍曾写过一部喜剧《西望长安》，主角是一个骗子，混进革命队伍里，到处行骗，屡屡得逞。这部喜剧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创作的，颇得当时的观众喜爱。只是像这样稍具批判精神的讽刺喜剧很快就从舞台消失了。直到如今无论评论家还是广大读者，在谈论老舍的文学作品时，都少有提及这部讽刺喜剧的。倒是80年代沙叶新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引起的反响颇大。该剧写的也是一个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到处行骗，竟然同样如鱼得水。这出戏原名就是《骗子》，后经导演黄佐临提议，改为《假如我是真的》。这一修改实乃神来之笔——难道一个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就可以为所欲为享受各种特权了?这也难怪上演不久，就有人指出“这个戏不能演，演了人们要推翻我们”。
一出戏竟然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也太危言耸听了!除非这个政权已经腐朽不堪，失去了起码的合法性，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使它崩溃——即使那样似乎也不必把担忧集中到一部话剧上。倘若认为看了这样的戏“人们要推翻我们”，那么身为专制君主的尼古拉一世看了《钦差大臣》，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以及身边的群臣都“挨骂”了，“越看脸色越阴沉”，却不敢有半点造次，而是生生地咽下了那口气?说起来，在农奴制的沙皇俄国，尼古拉一世实属一个反动的时代，正是他开了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先河，所有要发表、出版的文字都得先送交检查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面世。可为什么像果戈里这样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能顺利出版，《钦差大臣》这样的讽刺喜剧亦能盛演不衰呢?我想，尼古拉一世再怎么专横他也知道，他的皇位绝不会因为这么一出戏就被推翻了!喜剧有什么不好?他和群臣不都可以乐呵乐呵嘛!老百姓若对宫廷官府牢骚满腹，看了这部“骂”官僚的喜剧，说不定哈哈一笑就把怨气给消解了呢!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皇权专制下动辄大兴文字狱相比，尼古拉一世也好，他手下的大臣包括书报检察官在内的官员也好，在西欧自由主义的滋润和贵族精神的熏陶下，大多还是对文化心存着一些敬畏。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赢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和尊崇，与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对创作的宽容不无关系。否则，等待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恐怕只有封杀、驱逐出境或流放古拉格群岛了。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是离不开文学和艺术的，只有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才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对于任何社会文学的批判都是不可或缺的，它针砭时弊匡扶正义，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纠错机制。连俄国沙皇面对辛辣的讽刺都不怕“挨骂”，我们一些人又何必那么过敏呢?一花独放百花杀，那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