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不少科学家此前已知德国在研制原子弹。他们忧心忡忡，为此找到名气比他们大的爱因斯坦，希望他牵头签署致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抢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爱因斯坦毫不犹豫署了名，还另外亲笔给总统写了一封长信。
罗斯福总统很快就采纳了建议，下令成立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启动了核武研究计划。美国得分秒必争。
紧张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前一天即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正式批准了核武研制计划，启动了“曼哈顿工程”，奥本海默博士任首席科学家。
美国如愿率先造出了原子弹。如果德国或日本抢先了，核武灾难将使世界文明倒退几个世纪!
出人意料，因造出原子弹而处于巨大荣誉中的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竟都反悔了!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爱因斯坦立即给罗斯福总统写了第二封信，指出美国发展核武器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他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没有引起美国决策层的重视。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破坏性惨不忍睹。对此，爱因斯坦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为什么要将几十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此后他一直在悔恨，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曾沉痛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他把核武器杀人的责任揽在了自己头上，尽管他不必承担这个责任。
奥本海默同样深深自责。他说：“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他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一生都没能摆脱这种悔过的心理阴影，面对媒体他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
出于悔过，两位科学家在有生之年不停地为禁止发展和使用核武器奔走呼号。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目前，全世界关于核裁军、直至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如浪的呼声和无数个议定，都是他们当初呼号的余响。
钱学森与上述两位是同一量级的科学巨人，也享誉海内外。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同时是伟大的爱国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如果利用了太阳投射到地表光能的30%，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就可以提高数十倍。这也许只是一种纯数学上的计算，但在客观上为当时粮食亩产万斤甚至数万斤的所谓“大跃进”提供了“科学”依据，有一定负面影响，大科学家的身份则递增了这种影响。
但瑕不掩瑜。钱学森逝世后，这点过错并不影响历史对他的盖棺论定：“钱学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
伟大科学家也会犯错，贵在“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大多数人弄不明白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所从事的科学领域，但他们作为科学家的人格和良知，全世界都懂得，都敬仰。这种基于科学家的人格与良知的真诚自讼，应成为当今教授、学者们具有警示意义的另类宝贵遗产。
惜乎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一些满嘴跑火车的“学人”，动不动就给他人和社会出馊主意，被有良知的人纠错后不思悔过反倒文过饰非百般抵懒。“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此等行径，愧煞先贤，亦大违学人的良知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