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官职是人们身价的衡器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导致了中国人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积淀起了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已经通过文化遗传和精神熏陶进入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心灵，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从有了度量衡，人们才有办法计量和测算物体的重量、长度、面积、体积。但是，怎样计量和测算人们的“身价”呢?中国人有办法!在中国，行政级别就是用来计量和测算人们身价的衡器。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知道你相当于哪一个行政级别，人们就知道你到底有“多大”“多重”了。官职大小、官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身价的重要参照系。于是在中国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之说。所以中国人对“官位”十分敏感，十分看重。
现在，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官本位意识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的“惯性”仍然存在。例如，现在时兴名片，但凡有官衔者通常总要在名片上印上官衔。如果该人有多项头衔，如行政职务头衔、学位头衔、职称头衔、社会兼职头衔等等，那么，他们总要把行政职务头衔放在第一行，更有用心良苦者，还要把这一头衔以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出以求醒目。还有人在自己名片上的专业身份后面加括号，注明自己享受什么级别的官员待遇。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对各级官品的标志——服饰、仪仗、宅邸、车轿等，均有等级分明的规定。譬如坐轿子，明代景泰四年规定，三品以上的京官方可乘轿。清代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在京内只许坐四人抬的轿子，出京才许坐八抬大轿。当欧洲批量生产汽车时，中国的官员们正在为所乘轿子的形制规格是否符合其相应的级别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当英国人第一次把汽车送进中国皇宫时，慈禧太后曾因为汽车司机是坐在她的前面而不是在她后面、是坐着开车而不是跪着开车而大为恼火。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官阶不同，其婚丧礼仪的规格也就不同。如果超出规定，就被视为“犯上”。丧葬仪式也分着严格的等级，连不同等级的人去世的避讳称谓也不同：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国王去世叫“薨”，大夫去世叫“卒”，老百姓去世叫“死”或“亡”。丧仪用具也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违者轻则革职、刑罚，重则人头落地。明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就是因超越自己的级别穿用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而被赐死的。
元朝时，民间根据社会职业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最有社会地位的是官员，最有身价的是官员。
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组织部门下发的有关干部任用的文件中，对官员的级别表述从来都是毫不含糊。譬如在一些副科级职位上的领导名字后面注明“享受正科级待遇”。这难道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世相吗?
几十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如正厅级企业、副处级企业等等。各级各类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的领导们，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什么级别的企事业单位，其单位领导就享受相应级别的官员待遇。可是，如果到了美国，你要问：微软公司的总裁相当于什么级别?哈佛大学的校长相当于什么级别?老外会觉得你在问“一公斤相当于几厘米”，他们会认为你问的问题愣头愣脑。
企事业单位领导套用行政级别，恐怕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它是官本位意识的又一明确体现。如果我们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它根本就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这种根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却依然存在，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在理论界“取消国有企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提议已经酝酿二三十年了，但距真正改革到位还遥遥无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已经通过文化遗传而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而“文化性格”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国际性会议的会场形式是圆桌式，参会人员围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座次往往按某国语言的字母顺序排列，人们从座次上难以区别参会人员的官阶，这种形式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形式。中国人开会喜欢有主席台，先把参会者分为台上和台下两类，官高者在台上，官低者或非官员在台下。台上台下都分前后排，位高者居前，位低者居后。中国人开会已经习惯根据自己的官职大小对号入座。这便于人们一眼就能在会场中分辨出与会者的级别差异。由于这种办法非常适合中国“国情”，所以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于是，在民间，即使非官方组织的小型座谈会、小型宴席，人们也乐于按官阶就座。只有这样做了，大家才觉得合乎礼仪。如果你给他安排的座次不能对应他的官阶，他会坐卧不宁，浑身不自在。这种意识已经渗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人们一块走路，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自觉地让领导走在前面，几个人坐车，大家也会自觉让领导坐在尊位，哪怕是几个人一块进厕所，大家也会礼让领导先进去。
1996年3月下旬，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华。 随从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不同阶层的人，请他们向加利秘书长提几个问题。其中北京一位正读小学的小女孩问加利秘书长：“联合国的官儿有多大?” 〔1〕
“联合国的官儿有多大?”这天真无邪的问话恐怕又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吧。
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询问：
“教授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博士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博士生导师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院士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研究员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少林寺住持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笔者是一名中学特级教师，偶尔和县乡的领导们在一块吃饭，饭局主持者常常因为不知道我的身份能“换算”成什么级别而无法给我安排座位，我常常因错坐了位置而令人尴尬。只有和我的学生在一块吃饭时，我才能无所顾忌地坐在上位轻松自在地吃喝。
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无边无际的洁白的十字架，将军与士兵相邻，死而平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师军级上墙，兵团级入房”，死了也要等级分明。这就是中国特色。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头衔，只有把你的身份头衔“换算”成行政级别，人们才能弄明白你“到底有多大”，否则人们就无法给你排座次。它充分显示了官本位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和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