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苦难，就极有可能很快再次与苦难相遇。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正是这样一本教我们如何面对苦难的好教材。
作者于1935年出生于江苏高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十中教书，1957年因美学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送夹边沟劳改，侥幸逃脱一死。1962年春被解除劳动教养，到常书鸿先生主持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绘画研究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又受冲击，住进了“牛棚”。1978年调入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后又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直至1992年出国，在海外从事绘画、写作，并在多所大学访学。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晚年拉斯维加斯。”(《草色连云·序》)以“寻找家园”为书名，可看成是他终生在寻找故乡，也可看作是他在苦苦寻觅精神的家园。此书可视作他的心灵自传来读。虽然写的是他自己的苦难经历，但也可当作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苦难史来读。
先看他如何逃脱一死。“一九五九年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时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点名要我。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疲劳饥饿，周围的人们都在纷纷死去。我也已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寻找家园·上帝掷骰子》)而当时农场里的情况是，“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觍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饭)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安兆俊)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寻找家园·安兆俊》)“没有人能够知道，几年间，在那里死亡殆尽的数千名右派分子之中，有没有未来的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丘吉尔和爱因斯坦。”(《寻找家园·画事琐记》)
而敦煌亦非世外桃源，当“文革”到来后，他被揪斗、抄家，关牛棚，“只可惜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寻找家园·面壁记》)所长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名盛一时，因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的妻子一同回国，于1944年创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中，他被批斗、殴打、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寻找家园·常书鸿先生》)
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遭此苦难。“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所以，他“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寻找家园·告别兰州》)。
其女儿高林也因他而吃尽苦头。三岁丧母的高林，随父奔波于五七干校、北京、兰州、成都，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却因其父被人向国家教委告状，“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阅读至此，不禁悲痛莫名。最后，二十五岁的高林离开了人世。这篇《没有地址的信》放在全书倒数第二篇。读了它，我热泪盈眶。
著名诗人北岛说：“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说的一点不错。
这不是一本轻松的书，但阅读它可增加自己生命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