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开篇，索尔·贝娄说起他大学时代读了康拉德的大量小说，这决定了他后来的写作。他还引述了康拉德的一句话，作家需要描述的是，“我们的同情心和痛苦感，是人类与万物为友的潜在感情——那种微妙的、不可捉摸而又无敌于天下的团结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将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体。”
这太难了。知音者希，曲高和寡。康拉德很少有模仿者，索尔·贝娄不可复制。
甚至，索尔·贝娄写小说的技术方法也不可复制。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城市搞了唯一一次收费的文学写作班，十来个人报名参加，我被邀去讲了一课。本来可以讲很多作家，但我只讲了索尔·贝娄;本来可以讲他的许多方面，但我只讲了“索尔·贝娄怎样描写感觉”。
我读过的《雨王汉德森》里夹了数不清的纸条，在那些感觉描写挺棒的地方做了标识。稍微整理一下，我看到，他在写到小说人物时，有三方面的感觉，可以让读小说的人受到很强的感染。
一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人在身体表层的感觉，这些方面，一般作家也有描述，但索尔·贝娄更新鲜一些;
二是身体内部的感觉，如平衡感、运动感、饥饿感、痛楚感等等，一般作家也有描述，索尔·贝娄只是比他们更深入和强烈;
三是心理内部的各种感觉，比如孤独感、恐惧感、迷失感、卑微感、躁动感、无所谓感、茫然无助感等等，都是统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感受，索尔·贝娄写得丰富、细致，在能力上远超别的作家。
埃博拉是天灾也是人祸
1976年，非洲中部热带雨林的边缘，棉花加工厂的一个保管员病倒了，几天后七窍出血。据说他没有去医院，死在自家院子里的吊床上。他是一种特殊病毒的首例牺牲品，后来他的坟墓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们不止一次地参观过，并且他们相信，这个人死去之前，身体里的骨头还是好的，其他器官却化作黏稠血水。
人们记得他的名字，叫俞·吉。这仿佛一场战争从酝酿到开始，或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第一个人遇难而死成了重大事件，以后大批死去的人，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统计数字。
俞·吉所在的地方太惨了。
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圈和情妇们，以及其他被新病毒袭击的人都突然发病。疾病又蔓延到东面的一个小镇，而那个镇上有一家医院。
“它如同一颗炸弹击中了这家医院。病毒使马里迪镇上的这家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从一张病床跳到另一张病床，杀死前后左右的病人。”美国作家普莱斯顿说。他描述埃博拉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震惊了全美国。一份报纸的书评说，这本非虚构的《高危地带》，比任何科幻恐怖小说都更加恐怖。
这部书写道：“显然医护人员给病人们注射时使用了脏针头。病毒通过针头在医院里蔓延开来，然后击中了医护人员。在某些情形下，医疗系统可能会强化病毒的爆发，就像透镜会把太阳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样。”
瘟疫突然结束了。人们没有捕捉到这种陌生的病毒，也没有来得及为这种病毒命名。据说，这种苏丹毒株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与中世纪的黑死病致死率相当。也就是说，遭遇它的人中有一半会快速失去生命。后来的医生们发现，它是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而且是杀伤力较低的那种。换了另一种，致死率会达到百分之九十。
苏丹的经济并不算太糟糕，总统正在效仿苏联人的国有制，确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要把苏丹变成非洲粮仓。但他执政十六年后被赶下台的时候，只留下一个贫穷、饥饿、战乱的国家。1976年，从夏天到秋天，政府实行封闭政策，让肆虐了五个月的病毒危机不为世界所知，也就不能被人类已有的医疗技术加以控制。普莱斯顿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就把苏丹发生的事情与一颗原子弹秘密爆炸相提并论。 他在《高危地带》中几次说到的脏针头，与贫困一样，推进了病毒传播。许多非洲国家实行不合理的经济分配制度，财富积聚在极少数人手里，造成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有关的社会支出更少得可怜。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药品只有几种。护士们一天只有几个针头可用，实在钝极了才换一个。
普莱斯顿写道，“当病毒蹂躏这家医院时，幸存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了树丛中。这也许是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样就终止了脏针头的使用，而且腾空了医院，有助于破坏传染链。”
《探索与发现》是一部严肃的系列纪录片，其中一部片子展示了人类对付埃博拉的尝试。它的解说词认为，这种病毒潜伏在丛林深处，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可能就是《圣经》中记载的瘟疫。
你和我生存在当下，看不到历史，看不到文明与繁荣多次被病毒打断。我记得，最早前往非洲追踪埃博拉病毒的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也许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才是入侵者。”他说的是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非理性的入侵，逼得病毒无处藏身。
谁也无法解释，在非洲中部丛林藏匿了几千年或者亿万年之久的埃博拉病毒，为何在1976年向人类猛扑过来。苏丹病毒爆发两个月后，五百英里之外，一个名为本巴区的扎伊尔北部丛林，遭遇了更大规模的瘟疫。
这是一块热带雨林区域，散落着一些村庄，并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病毒的名字就来源于这条河，它是刚果河(扎伊尔河)的一条支流。1976年9月，埃博拉病毒在靠近该河上游源头的五十五个村庄里同时爆发。它似乎从天而降，感染每十个人便会杀死其中的九个。
不幸的是，那时也是扎伊尔(后来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祸”泛滥时期，总统蒙博托长达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刚好进行了一半。他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长的身份统治他的国家，是非洲现代史上最残忍的三大暴君之一。社会财富的大半被独裁者及其亲信侵吞了，国家陷入灾难，民众苦不堪言。病毒肆虐时期，蒙博托封锁疫情消息，还命令军队用路障封锁本巴地带，开枪射击试图逃出的人。
普莱斯顿的《高危地带》写到了一件事情。前来调查和救援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面对的是极其腐败的官僚体制。“小组里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接下来，“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连同在他的管辖之下的政府的全部的广大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路虎越野车。”
这个场景我很熟悉，甚至像我的亲历和目睹。我想起来，我在另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读到了同一个场景。那部书的名字就叫《埃博拉》，它写到的事情，比《高危地带》更加恐怖。
《埃博拉》的作者是克洛斯博士。他在扎伊尔从事医疗工作十六年，还在1976年指导了赶来救援的国际医疗小组。他通过亲历，见证了这场病毒狂暴的肆虐以及惨剧中的人性面貌。
我在那部书中读到，扎伊尔政府像大部分独裁专制政府一样，对外封锁疫情消息，阻止国际救援。
疫情的消息，是教会医院很不容易才传播到国外的。
那所教会医院，是整个疫区唯一的医院，建于扎伊尔属于比利时殖民地的时期，是几幢低矮的粉白色建筑物，有水泥砌成的墙壁与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后来，扎伊尔人独立，比利时人撤走，教会神职人员和医生护士留下来，用募集到的资金尽力为扎伊尔人治病。
埃博拉病毒在医院附近的村庄爆发。它杀害了最初的感染者，然后转移杀死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医生护士。我的心怦怦跳着，感受着书中描述的悲壮与崇高：教会医院里，很多医生死了，但活下来的人继续抗争，一步也不退缩。他们和她们，医生和护士，在孤独无助的绝境里拼死作战。
我看到这部书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正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制作那些能被官方意识形态允许播出的节目。我忽然发觉，比起非洲丛林里的那些医生护士，我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仅仅是维持温饱的一种方式，并且我的年龄大了，重新学一门医疗知识，当一名救人于苦难之中的医生，已经来不及了。
这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
我无法理解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埃博拉为什么退回丛林深处，为什么与人类休战二十年之久?而这二十年里，人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应对它再度肆虐的准备。
我在阅读中看到一些相似的事情。非洲丛林的艾滋病毒也与人类休战了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同样没有做好准备。
阅读不是一件坏事。我起码了解到，无论饥荒还是疾病，都与“人祸”息息相关。用比喻来说，不好的社会思想、不好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更厉害的病毒，蔓延在人类之间。在那种病毒侵袭中生活的人们，百般痛苦，千般无奈。
阅读还让人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读了《埃博拉》之后，我看现实的目光也像在看历史，比如，接下来不久SARS病毒从中国开始向有华人的地区扩散，起初官员与媒体都想遮掩它的存在。这让很多人不理解，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在我读过的书中，那些事情早已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