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当时只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工厂的厂长，算不上一个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物，怎么会从报纸的文章上预先看到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那篇文章里，我还写到了没有先知能力，甚至连后知能力也缺乏的人，比如我读中学时的老校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一种类似宗教祭祀、用来向最高领袖表示忠诚、很简单也很难看的舞蹈。别人在漫天风雪里边跳边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老校工嘀咕了一句：爹亲娘亲不如我的小火炉亲。这件事被那些红卫兵们知道了，揪出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斗死了。
那篇文字里我还说到一位美国学者的书，麦克·哈特的《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作者选择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一百位名人，并且为他们排序，其中既有从善的方面促进文明繁荣的人物，也有以恶的方式改变人类命运的人物。
作者相信，时间将证明名人对世界的影响。因此他在第二版改变了排序。第一版里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顿、耶稣、孔子、圣·保罗，第二版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1978年出第一版时，毛泽东排在第二十位。到了1991年出第二版时，毛泽东排名后移，成了第八十九位。我还注意到，同是共产世界领袖，马克思在初版时排名十一位、再版时排名二十七位，斯大林在初版里排六十三位、再版时排六十六位，变化都没有那么大。
这位美国学者解释说，他当初真的以为毛去世后，还会影响中国五十年以上，没想到才短短十几年，就已经看不到毛的太大影响了。 事实上，在1976年秋天，最高领袖虽然病故，他的影响仍然巨大无比。继承他职位的人也要受到他的影响，不可能提出与他不一致的治国方略与政策。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他对汉字的理解至少与我一样好，但我没有机会与他探讨。最高领袖病故后，说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人成了祸国殃民的罪犯，说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人成了新的英明领袖，这是不是一场戏剧性的汉字游戏?
这方面，二十世纪的一些国家里，把自己变成终身最高领袖的人，在不得不衰老、不得不去世之前，都忧虑过自己的治国方向会不会被改变。哈特的这部书告诉我们，这种忧虑有些多余，并且，那些领袖虽然对安排接班人特别热心，却没有谁安排得好。
现在，我想看到他的第三版、第四版，想看到毛泽东的排名又有什么变化。至于哈特怎样排名，有他自己不变的标准，我们可以随意批评，但我欣赏他再版时改变排名次序，让这一百位世界名人排行榜成了活水流动的半亩方塘，映照出人类生活的天光云影。
因为最高领袖的原因，1976年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年。
曾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知名作家的一些人，在回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往往回忆起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最高领袖病故，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其中一位恰巧在前几天，听到了某个气功师的相关预言。他说，几天后，消息果然宣布了，他与一个朋友在江湾五角场逛街，突然广播响了，有人就在大街上哭起来，他冷静地到路边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朋友问他：这种时候，你怎么还买冰棍?因为有预测，对他来说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
另一位参加追悼会时假装昏倒，被抬出了会场。他说，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假装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一多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还有一位当时正在北京，与几个后来成为著名朦胧诗诗人的在一起。他说，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
那位画家则想起了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描写，“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他说，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
还有人写到了十多天以后的事情，他说，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索尔·贝娄对人类的信仰
索尔·贝娄有着坚定的信仰。
这信仰与大多数人的信仰不一样，是对人类的信仰。
他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这个原因，你读过他的小说，比如《洪堡的礼物》，比如《赫尔索格》、《有些人死于心碎》，或者更多。可是，如果没有读《雨王汉德森》，那还是有些遗憾，你可能没有受到他真正的影响。
他对人类的信仰，在《雨王汉德森》里写得够清楚了。
55岁的美国人汉德森，变成非洲丛林中的雨王汉德森，在丛林中生活下来，与瓦利利部落国王达孚建立了友谊。达孚年轻，接触过西方文明，因为老国王死了，不得不回来继位。那对于他像是一种徒劳无望的挣扎，习惯势力太强大了，他没办法领着他的民族走入现代世界。
我在这里插上一句，在二十世纪的亚洲和南美洲，这件事情也很难办，在非洲就更办不到了。
支持达孚的就是对人类的信仰。
他相信，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可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将会缓慢地朝着好的方向进化。最终，人是会变得高尚的，人是会实现价值的。这种对人类的信仰，启示了来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也存在问题，它拥有技术和财富，却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仰)的汉德森，让他也相信人有复苏和再生的可能性，相信混乱不会永远唱主角，相信人类在世间的生活不总是病态的，而我们自己也不是茫然无助、湮没无闻的匆匆过客。
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信仰比较，对人类的信仰门庭冷落，没有多少信徒，但是，它比所有宗教信仰贴近了人类自身，也比多数政治信仰远离了人类的邪恶。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贝娄说，《雨王汉德森》是他的宠儿。
我读《雨王汉德森》，是1986年左右。它的英文版发行近三十年，才出了中文译本。
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我与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无法在现实中扎下根来，成了无法立足的人。我说的不只是《雨王汉德森》，他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带着茫然的心绪飘来飘去，寻求某种改变，读起来像是一部小说，特别庞大。
那时我回到故乡，不是我多么眷恋着它，而是我不能迁徙流动。国门没有打开，各个城市的门也关闭着，我只能回去，把心留在外面四处游荡。实际上，让我读懂索尔·贝娄的，正是我那颗飘零在外面的心，它经历过自我启蒙，再也无法封闭，因此与现实格格不入，在哪里都会孤寂。这多么像索尔·贝娄笔下那些自我隔绝、自我放逐的人物啊。
赫尔索格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他说的深渊，可能是人的异化、价值观沦丧、宗教信仰消解和文化的缺失。他与索尔·贝娄笔下的其他人物，还可以比作传统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代英雄，在周遭一片后现代社会的喧嚣与迷茫里，寻找着回到现代社会的路途。
而我的周遭呢，有几千年仿佛欧洲中世纪的封闭状态，有那么三五年像是迈入现代社会门槛，又突然退了回来，转向了冷漠、破碎、无聊的后现代，卑琐、物质、犬儒的后现代，失去了一切与崇高有关的事物。
如果不能接受生活观念的世俗化，如果不愿穿上意识形态的紧身衣，我面临的痛苦，是那种不可言说的“英雄主义”后遗症。环顾我的身边，有一些写作的人，或者在独自梦呓或者去卧轨自杀。 这样说来，你就能理解，《雨王汉德森》中借汉德森之行寻求的，借达孚之口说出的对人类的信仰，对我有多么重要了。
达孚国王告诉我，你看汉德森，从前他是富豪，在豪宅里养猪，和猪待在一起久了，他的心性自然而然地和猪靠拢。现在呢，他在我的地窖里接近和模仿狮子阿蒂，这种百兽之王，他内心想要的就是这个。虽然他怕得要命，可是他不曾退却。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伟大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他就成了大英雄。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不可能的话，你都要做自己的大英雄。
我合上这部书，还听见达孚对我说，虽然人不必向生活妥协，但他必须面对生活并接受世界并不完美这个现实，在人与社会间达到平衡。这种平衡，简单说来就是，人要向往自由但并不退出他生活的社会，要在其中继续着自己关于勇敢、勇气和自信的实验。
感谢索尔·贝娄，他对人类的信仰，支持了我很多年的生活，并且让我在很多年之后，差不多还是当初的自己。
索尔·贝娄是位学者型作家，胸襟、见识和智慧，让他出众。
2007年，美国设立了“笔会/索尔·贝娄小说成就奖”。该奖首届得主、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菲利普·罗斯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是由两位小说家支撑的———威廉·福克纳和索尔·贝娄。”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位主宰了战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索尔·贝娄，是个挺谦虚的人。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我有时喜欢说，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归结为十来个妙趣横生的笑话。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关于一位美国歌唱家在拉斯卡斯首次演出的事。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是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气喘吁吁地问听众：‘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听众回答道：‘到你唱准了为止。’我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总觉得我还没有唱准，所以我要继续唱下去。”
让索尔·贝娄也唱不准的，自然是一支特别难唱的咏叹调，按照诺奖评语的说法，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人类的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精湛的分析”。换一句话说，是作家以自身为目标，深入内心，试图在宇宙、物质和生命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不可缺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