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穿衣服的唐山地震
把三月的吉林陨石雨叫做天崩，把七月的唐山地震叫做地裂，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有人说过，1976年是天地不平静的一年。
我对这样的说法并不怀疑，但在搜寻了记忆后有些失望，那一年里我没有听到人们这样说过，也没有看到人们对唐山地震怎样关心。在没有网络传播、人口也很少流动的年月，外界的消息绝大部分来自新闻报道，来自每天按时送来的报纸。
那一年的新闻像往年一样平静。
唐山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了两篇报道，一篇在重要位置，题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一篇附在旁边，题目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正文不到四百字，提到灾区情况的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然后是一些概念性的官方语言，比如，“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等等。
见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时，我正在长甸机械厂当宣传干事，我的工作之一是接通广播站设备，把这两篇报道各念一遍，让全厂工人从高音喇叭里知道，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当时，我想不到灾难有多么严重，也根本想象不到报纸以外的事情，比如上海的虹桥机场，一架架三叉戟飞机抢运的是装尸体的袋子，几天里不断飞往唐山。还比如，唐山那个建市才几十年的百万人口城市，修得最坚固的是一座监狱，墙倒了房子没倒，囚犯们没有一个死亡，而旁边看守警察的宿舍楼夷为平地，许多警察在睡梦中死去。
没有新闻报道，这些你都想象不到。看了安稳平静的报纸，你不会觉得唐山民众需要全国全世界来救援，而压在废墟下的人正在凄惨死去，那些匆匆赶去救援的军人只带了铁锹，面对倒塌的水泥城市无可奈何。
许多年后，我转到新闻部门工作，需要补充一些业务知识，这才知道，我们的新闻是多么奇怪。1950年4月，也就是新政权建立刚半年，新闻总署就发出了“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新闻机关对救灾工作的报道不要“客观主义地”报道灾情，以免“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予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藉口”。
此后，灾情报道必须服从于革命事业，遵守同一种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加上党和最高领袖的关怀，再加上灾区人民的革命决心。有位大学教授总结说，当时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是，发生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成绩才是新闻。
与此相关的是，自然灾害也成了国家秘密。写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家回忆说，“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后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关于在报纸上能够刊登的照片，他回忆说，当时新华社记者摆拍了一幅照片，送往外地的灾区孤儿在火车上笑着吃苹果，题目是《幸福的唐山孤儿》。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云南发生了大地震，官方的死亡数字为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一人，可是这官方数字，直到地震三十年后才公布。
唐山地震死伤人数的官方数字，为“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这个官方数字，在地震三年四个月后才报道出来。
唐山地震三十年后，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在上海公开出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不多。
让作者警醒的是地震中的“青龙奇迹”。这个自治县距离震中一百多公里，但只有一人因心脏病而死，此外再无伤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震中更远一些的天津市，死亡了四万多人。
于是作者发现了被隐蔽的事实：唐山震前有比较准确、但没有公开的预报。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个月)，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在国家地震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地震发生22天前，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做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地震9小时前，他又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青龙县死里逃生的百姓，应该感谢下面几位：
一位是国家地震局的年轻专家汪成民。地震到来十天前，国家地震局主持的一个工作会议就在唐山召开，晚间座谈会上，汪成民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按他的想法，唐山的地震预测既然不能公布，只能这样披露了，能挽救一条生命，就挽救一条生命。
另一位是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他听到北京专家的震情通报后，立即赶回县里向领导汇报。
还有更重要的一位是县领导冉广岐，他冒着私自公布地震信息会被撤职查办的政治风险，拍板决定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
28日凌晨3时42分，地震来了，青龙县十八万间房屋顷刻之间倒塌，但人们住进早已搭好的防震棚里，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此后二十年里，青龙县发生的事情太敏感了，无人公开谈论。直到唐山地震二十周年前夕，新华社刊发了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设想一下，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远，如果中国还保持着当时的新闻原则和治国理念，唐山地震的情况秘而不宣，我们对那场灾难能知道多少?
我们对那场灾难的印象还剩下多少?
文章中那些官方言辞，自然是容易忘记的，需要查找历史资料才能补写出来。那些影像资料呢，能够公开的、数量极少的照片，也带着强烈的蒙蔽色彩。前面说到一幅新闻图片，《幸福的唐山孤儿》，有多可信度?我记住的另一幅新闻图片，一群人围坐成半圆形，摆成在抗震救灾中召开革命大批判会的场面，让记者拍照拍下来，是不是那时的真实面貌? 有趣的是，歪曲了我们印象的，不仅有外界传播给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自己看到的场景。
唐山地震后，某一天下午，我到鞍山市第一医院去，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我大舅。刚走到病房楼下，两辆救护车冲到我面前停下，有护士下车，说是从唐山拉来了地震伤员，要我帮忙抬进病房。
我抬的是一位年轻女人。
从担架车再抬到病床上时，盖在她身上的床单揭下，露出了她光着的身体，身体完整，肤色正常，看不出哪里有伤。
过了一会儿，新床单来了，遮住她的身体。随车的护士告诉医生，这伤员是聋哑人，说不出她的伤在哪里，已经请聋哑学校的教师来当翻译了。
那时我二十一岁，第一次看见裸着的女人，并且在明亮的阳光之下，可以直视。好像我那时也不觉得惊奇，目光淡定，像个医生。
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份档案资料，上面记载了这件事，鞍山负责接收和抢救了一批唐山震区伤员，五次专列，一次空运，共计1949名伤员。
我忽然想到一点，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远，如果中国还保持着当时的新闻原则和治国理念，唐山地震的情况秘而不宣，我看不见以后逐渐披露的一些事实，那么，我对唐山地震的印象，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是一位裸着的年轻女人，身体完整，肤色正常，看不到灾难的痕迹。
地球不会停止转动
1976年，中国最高领袖病故，八十多岁，算高寿了。
好多年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揭秘历史的，却什么私密都没有。其中说到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传来，有一个老干部，给最高领袖当过警卫员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这种形象又真实的描述，留在我的头脑之中，并且动摇了我先前的有关记忆。1976年9月，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广场和礼堂，都为最高领袖举行追悼会。在我参加的那个会场，人们低着头，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有的哭出声音，有的流下了泪。那场面感染了我，我那干涩的近视眼里，也冒出来几滴眼泪。那时我看到的，没有人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继续说我看到和听到的吧。
最高领袖病故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时，我爹正把收音机打开。我们先是听到哀乐，大约五六分钟，接下来听到的是《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这些都是傍晚时分播出的，下午四点钟开始在工厂里听的只有哀乐与讣告，一遍遍重复。
退休在家的我妈，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叫我大哥把墙上挂的最高领袖画像摘下来。我大哥问了一句为什么，我妈很平静地说，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
为什么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这件事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当时有一首歌，开头两句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要张贴最高领袖画像，那可能表示了对最高领袖的忠诚，也可能是这个家庭属于革命一方的标签;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有其他政治错误，还没有张贴那幅画像的资格呢。
据我所知，我们家里的最高领袖画像是全中国摘得最早的，当然也是全世界摘得最早的，距离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在电台播出，只有两个多小时。别人家的领袖画像，后来也摘下来了，往往在几个月之后。
再后来，街上有一些几米高的领袖画像也陆续不见了。
我曾经在《xianzhi 先知》里写到我家摘下最高领袖画像的事情。那篇文章的题目用了汉字前加注音的方式，因为我想写一部与《米沃什辞典》类似的书，包容天下的事情。写了十几篇后写到《xianzhi 先知》，忽然想到应该先写一部《自传与公传》，以编年史方式，写我出生后看到、想到、感悟到的事情。若干年后，如果《自传与公传》收笔，我也许接着写那部辞典。
我赞赏普通人的先知能力，就像赞赏我爹我妈在重要时刻才会出现的先知行为。我写道，时光返回到1966年，最高领袖的第一张大字报刚刚发表，我爹匆匆回到家里，从墙上摘下一幅幅古旧的字画，卷起来塞进炉膛。眼看着那些字画烧干净了，我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是一块很旧的苏联手表，放在门槛上抡起锤子砸碎了。过了一个多月，满城的红卫兵到各家各户搜查，凡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关的东西一概毁掉或带走。因为我爹预先把封建主义的字画烧了，把修正主义的手表砸了，就没有被带去审问和游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