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一个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省份，陕西的主要作家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生于农村，对民间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虽然后来身居都市，但喧嚣的城市生活和建立在消费主义文化基础上的道德行为方式，使他们心里难以接受，始终保留着农耕文化的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底层生活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从自然和民间的肉身化的生存精神中汲取艺术创作的素材和审美的智慧，揭示人生也创化人生。
秦地的都市题材小说，回归传统，回到民间;乡村题材小说，回到实存，回到人民真实的生活。作家们基于民间立场的书写，揭示出被历史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和忽略的民间生活样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将目光从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层面，转向脚下生存的大地，将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寻求依附的单纯认可，变为对它的流连、叹惋与批判，展现出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三秦大地的精神特点。
秦地作家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较少，《废都》、《热爱命运》、《白夜》等是秦地作家小说里鲜见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并且都共同地描写了文人的民间化的作品。《废都》对都市民间文化的描写最为典型。小说虽然以西京城这个“都市”为题材，但却是一部具有传统的文人趣味和审美倾向的作品。主人公庄之蝶的姓名颇有意味地让人联想到“庄生梦蝶”这个典故，这和小说开头西京城出现的种种异象，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命运一起，昭示了浮生如梦，恍兮忽兮的人生感受。作为作家的庄之蝶，他享有巨大的名声，在他所生活的城市，几乎无人不识。但除了一些应酬文字，不曾见他写了什么，只知道他一直力图写一部作品，一直在为此焦虑，但最后这部作品将是什么样子，仍然是无从知晓。庄之蝶这个形象突破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新传统的单纯性，《废都》的“浊气”显示了“民间文化”藏污纳垢的特点，并以此显示了其对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反讽。[1]
《废都》杂陈了新旧时代的文化因子，表现的是时代精神沉落都市民间并与之化合之后的奇妙产物。小说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视角，都具有游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和道德判断标准的民间意味。表现了作家对《废都》所蕴含的文化旧根的理解与沉迷。但是《废都》对传统的“复归”并不是与现实的脱节，如作品的主要人物，作为西京城四大名人之一的庄之蝶，正是对现实境遇不满，所以才将精神寄托于一块石砖，两方古砚，温习旧日的繁华，让精神得到安慰。湿漉漉的文化环境，精神的潮气困扰了这些人，现实的困扰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失去了精神的活力，但又寻求着一种解脱，于是到物质的享受里去满足内在的精神渴求。因此，有人看到，以此而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后裔们，也都是生长在一个有着光荣过去而后来衰败下去的文明古国，在这个意义上，《废都》展现的就不仅是“西京”城的文化病象，更是我们国族精神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化身。[2]《废都》描写的文化病象，显示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知，并且几乎是预言性地被当下的生活所证实，贾平凹的作品因此有着比别人“旧”、又比别人“新”的东西。
秦地作家基于民间立场的书写，揭示的是多元文化相交织的民间生存景观，官方的儒家文化，自然、宗教、世俗均可成为它的价值取向。民间文化不排除一神教的统治，也不排除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但它们一经融入民间，就消解了它们的本来意义，成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因为民间对多元话语的吸收，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生存至上的法则，这是他们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拥抱生活的结果。
如小说《秦腔》里有一个场景是描写清风街村干部开会， 主任君亭提出建立农贸市场，支书秦安却坚持上一届班子的淤地设想。本来是写农村建设方针的讨论， 最后变成了对农村民主直选的质疑， 而一场无结果的民主讨论， 最终还是靠阴谋来定输赢。作家本意并不是在夏天义与夏君亭两代村干部的对立意见中寻找中国农村的未来前景， 通过乱哄哄的现实场景的展示， 他着意描写了农村民主形式的徒有虚名， 以及靠阴谋来解决人事纠纷的官场特色。这与合作化运动以来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主题先行、图解农村政策的传统彻底划清了界限。[3]
杨争光的小说《从两个蛋开始》是一部关于赵北存这个人物的传奇，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为现实。如果把这部长篇小说作为这个村庄的编年史，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无疑是赵北存。赵北存之所以能当此大任，并不因为他是历次运动规则的制造者，他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无意间以其荒诞不经的言论遇到了另一个荒诞。小说的第一辑写了土改运动、人民公社化中的11 件事情。赵北存进农会之前， 因为他偷过别人家的西瓜，还在他叔伯嫂子莲花跟前耍过流氓， 雷震春、杨富民为了落实这些事情， 当面调查赵北存， 赵北存讲述了两件事情的经过。区长刘昆在得知情况情况后不但没有阻拦赵北存加入农会，反而认为赵北存偷西瓜和捏莲花的奶子体现了毅力、恒心、智慧， “说明他肯动脑子会用心思， 四两拨千斤。”赵北存从此“脱颖而出”， 成为日渐受重用的人， 以致后来成了多年掌握符驮村权力的人。二流子出身的赵北存当上了符驮村的村支书，符驮村经历了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逝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大事，登上历史舞台的赵北存不仅体现着荒诞的历史逻辑，他还是许多荒诞事件的导演者。这个人物因此承担着作者对革命、政权和民间的反思功能。
京夫的小说《八里情仇》也塑造了左青农这个时势宠儿。这是一个跨越改革前后两个时代的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捞到高升的政治资本，通过树假英雄兴启，他升迁为公社党委委员，他在亮丽的革命口号下大售其奸，“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开除留用，在新时期，他由原先对政治的狂热追求一改为对金钱的崇拜和迷恋，办起了生产迷信产品的火纸厂，企图通过办企业，“用金钱再展雄风，实现当年未实现的宏愿”，他利用社会上的权力腐败，钻法制不健全的空子，行贿偷税漏税，“以小钱换大钱”，他得意自己“有钱会玩钱”，得到了“精神可贵”、“开拓型人才”、“育人模范”、“全县有名的企业家”的赞誉，夺回了政治上的荣耀和威势，又成了时世的宠儿，一个“不倒翁”。秦地小说的厚重离不开三秦大地厚重的文化滋养，秦地文学的民间书写更是直接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地文学就只反映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空间，秦地文学无论是书写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生活，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无论是乡土民间[1]还是都市民间[2]，都是中国某种历史文化的隐喻和缩影。其映现的历史内容用贾平凹小说《古炉》封面题记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不可回溯的历史。”
贾平凹小说《古炉》中的丁霸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孤身度日，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以修鞋谋生，常愤愤不平，认为时运不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闻风而动，率先在古炉村举旗“造反”，导致古炉村内部矛盾的白热化，从而形成了以丁霸槽为首的榔头队和以天布为首的大刀队两个帮派的械斗，最终血洒古炉村，多人丧命，最后霸槽和天布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被枪毙正法。贾平凹的小说并不是以故事本身取胜的，这部小说写“文化大革命”，是宏大历史叙事的乡村版文本，把政治当生活去写，用一种见微知著的方式进行历史文化反思，更把乡土中国写得那么深刻。[4]
贾平凹从“商州”系列开始深入民间，描写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点滴变化，有忧思但更多是讴歌，小说《浮躁》一下就嗅到改革初期社会空气中不太对劲的和悲剧性的东西，照亮了人们对时代的认识。《土门》揭示了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抗拒及其给乡村社会传统文明带来的悲剧性毁灭，《秦腔》则为乡村文明的式微唱出了最后的一曲挽歌，描绘了农民进城务工者的不幸，民工狗剩外出挖矿， 得了病被退回来， 靠拾粪度日， 终于被迫自杀。另外两个民工到州城去拆水泥房， 没有挣下钱， 为了回家过年去抢劫， 结果被判了刑。羊娃去城里打工，为了两百元杀了人， 被省城的公安局抓去……。乡村社会纯朴美好的人性受到金钱物欲的侵蚀，如俊德在城里收拾垃圾而致富， 他女儿虽身份暖昧， 但回乡来珠光宝气， 仍受到乡人的羡慕。倔强刻苦、嘴硬心慈、光明磊落的原村干部夏天义，坚持淤地的理想熔铸了几千年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理想， 但是他的实践是失败的， 甚至是悲壮的。结尾以一个山崩地裂的灾难场面，让这样一个背时的、处处惹人厌的老一辈人物，最后埋葬于山体滑坡， 连尸体都挖不出来， 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是空白的，表达了作家对于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伦理式微的无以言状之感情。
高建群以《最后一个匈奴》为代表的“大西北三部曲”正是于淡出人们视野的历史深处，探究曾在这块土地上辉煌地生息过的一个民族的足迹。正是立足于陕北这块土地和对民间人生图景的描绘，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才会那样的深沉冷峻，他笔下的人物才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传达出粗犷辽远、朴素浑厚的审美意蕴。
总之，秦地作家的小说，在立足于对地域乡土进行描绘的基础上达到了对社会历史和生命存在的高度理解和概括，他们的作品既带有浓厚三秦大地的土气息，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文化中国的乡土味，成为时代精神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