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坛，翟永明是当代诗坛最具艺术个性的女诗人之一，在她从80年代始至今不断的写作状态中，不难看出一个深入发掘丰富的女性经验并着力构建女性话语空间、重新建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乃至走向生命写作的翟永明其执着和深刻的一面。通读其80年代至今的诗歌作品，在黑夜、女人、对白、神秘等关键词以及不可避免的女性独有的敏锐之外，其诗歌中女性意识向纵深处一次次的跃进，足以见出中国当代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超越。
一、黑暗意识与神秘对白
也正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翟永明初步确立了自己基于女性意识基础之上先锋、敏感、激情、繁复的写作风格。和翟永明一起，众多的女性诗歌写作者逐次登上诗坛，陆忆敏、王小妮、唐亚平、伊蕾等女诗人的女性诗歌写作引人注目，关于“女性诗歌”的探讨便应运而生。在80年代中期，有一个共识普遍达成，“真正的‘女性诗歌’，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摒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与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独立自主意识才是其充分体现”[1]。
翟永明的创作，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都在努力用组诗的形式在深邃的忧伤之下表达女性普遍而又切己的生命体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其在1984年发表的组诗《女人》，同时翟永明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了女性意识的自觉，通过对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描摹、书写与把握，翟永明的诗歌构筑了一个神秘、切己而又深邃的“黑夜”世界，直面女性被遮蔽的全部苦痛和命运。因此，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以及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常被看做是“女性诗歌”开端的“标志性”作品[2]。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既是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标志，也是翟永明对于女性自我主体的塑造，此后，“黑夜”迅速成为女性诗歌写作者中一个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经典意象。翟永明揭开了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境遇和状态，“黑夜”成了一个与隐喻义中的与男性的“白昼”所相对应的带给人不适的女性精神空间和自我世界的所指，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对于女性自我主体的塑造。在此后的陆忆敏、伊蕾、张真、唐亚平、海男、虹影等女性诗人的写作都弥漫着浓重的黑暗意识。
此外，“独白”的叙述方式，是翟永明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也是女性诗歌的重要元素，体现出诗人潜意识的情感体验和语词构造上复杂的纠结书写。通过自我的独白，诗人表达出女性在社会中面对强大牢固的男性秩序时被压抑和遮蔽的生存状态。如《独白》：“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做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如《静安庄》中：“我的脚听从地下的声音/让我到达沉默的深度”(《第二月》)等等。
面对自身的苦痛和命运，翟永明用女性所特有的对于世界的敏锐感知方式，用自我独白的方式介入世界，通向女性自身心灵的深渊。这种自白体式的写作，通过不断向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的开掘，把握意识中某些变换、跳动、瞬间的感觉和感受，真切地书写了女性在面对男性社会的秩序时内心中的黑色情绪和复杂意识，是一种基于自身的女性书写和判断。
二、多元意识与口语叙事
时至90年代，从静安庄走来的翟永明开始努力挣脱诗歌写作中两性对峙的束缚，用新的性别书写方式来探索关照更广大的女性世界，同时开始“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 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从而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技术性的写作”[3]。与之相对应，其创作的手法风格也逐渐有了较之前期更加沉静的思考和处理方式。
在这一时期，翟永明的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开阔、深沉的气象，较之前期的二元对立的女性身体写作，翟永明的创作开始走向多元化，在多元关系中关注女性存在。诗人开始超越前期创作中的自身的局限和自己创造的“束缚”，走出狭隘、封闭的女性世界，走向一个女性视角之上广阔、澄明、深沉、开阔的多元世界。
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转换至女性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更为宽阔的境界，是对其前期创作的反思和超越。作于1993年的具有戏剧和小说写作策略《咖啡馆之歌》成为翟永明创作中具有明显特点的区别与80年代创作的转折，被看做是“放弃《女人》的写作模式，且寻找到了新的写作路数的风水岭”[4]。
也正是从1993年的《咖啡馆之歌开始》开始，翟永明的诗歌完成了语言的转换，“下午”“早上”“凌晨”等时间性词语对事件的有序衔接，使其诗歌体现出浓厚的叙事意识和口语特点。在日常生活和口语书写中足见诗人情感之细腻，体验之敏锐，诗人“用诗营造世界就像营造自己的家居环境一样，使诗与存在与日常生活，统一于身”[5]。
此外，从《我策马扬鞭》(1988年)中对“我”在“黑夜”，“冻原”，“月光”中“策马扬鞭”而后归于“静静的河面”的叙事性书写开始，至《咖啡馆之歌》(1993年)中“我”，“我们”，“他”，“你”等人从“下午”，“晚上”至“凌晨”不成功聚会，显现出生活中的纷繁错杂的无意义状态。在至《落水山庄》中“我”作为一个在“他”之外的旁观者，翟永明告别了80年代的独白写作，开始在口语叙事与生活保持距离感，显现出冷静、节制、练达、从容的写作状态。翟永明诗歌中的口语叙事经过不断探索，在其新世纪创作的诗歌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其作于2004年5月被广为流传的《在古代》便是其中的典范。
《在古代》一诗共七节，古代和现代并列前行，互为比照，揭示的是不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较之翟永明80年代的写作，可谓变化甚大。语言朴实、意境悠远、古韵十足而又现代味长存，充分表现人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虚假、繁忙、功利。全诗虚实相生，远近结合，语言澄明练达，在日常生活和口语书写中足见诗人情感之细腻，体验之敏锐。 三、性别意识与生命写作
在翟永明的诗歌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对话和交流意识，无论是80年代与自己对话的自白体诗歌，还是90年代个人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他人交流的多元意识，贯穿其中的是诗人从女性视角出发关照女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所处困境和命运的性别意识。
正如翟永明1995年在《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所谈及的“女性诗歌冲破自身束缚而陷入新的束缚”这一值得任何一个女性写作者警惕的问题一样，在翟永明眼中，“女性诗歌”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性别意识;第二是艺术品质，这二者加在一起才是女性诗歌的期待目标和理想的写作标准[6]。对于新世纪的诗歌创作而言，面对社会对女性诗歌的狭隘化评价和自身的艺术探索，其眼中的“性别意识”成为一个不断超越突破束缚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价值追求。
在女性视角基础上的性别意识的开掘，贯穿了翟永明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打破原有束缚，超越原有自我的过程。80年代，性别意识常常以一种能强势、极端而又富有反思和批判意识的状态展现。《女人·独白》(1983年—1984年)中的“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的女人，面对的是男性世界中一种早已注定的“巨大的黑夜”和“惨败的姿态”，表现出性别意识的全面自觉。《女人·母亲》(1983年—1984年)中的母亲“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母亲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最终“因诞生而死去”，表现出女性视角下对原有被赋予高大光环的母亲形象的颠覆与解构，在反思中还原母亲的生活中所面对的沉重的命运。
至90年代《祖母的时光》(1993年12月)时诗人写道：
祖母和孩子坐在戏园/半截红楼 慵懒的坐姿/楼上在唱 楼下种种抽泣/青衣放开歌喉 获得/一种古老的节奏
这时的祖母“坐姿慵懒”，“节奏古老”“温柔地倾听”，不难看出，这时诗人的女性写作已经刻意地与两性对峙的书写保持了一定距离，告别过去的个人激情和肆意自白，转向沉静平和日常叙述，走向一个女性视角之上更广阔更真实的被置于历史之中的女性世界。
新世纪以来，对于女性“整个性别的命运”和“公共经验中个人的特殊性”的书写则有了进一步的跃升，诗人走入了女性视角下生命写作的状态。在《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2002年4月)中，诗人写道：“她十二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 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 她的爸爸是农民 年轻/但头发已花白/他的爸爸花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去寻找她/失踪了的宝贝”，诗歌语调平缓，语言朴实，却句句刺痛人心，引人深思。 翟永明性别意识之上的创作，从直接的“自我”表达(《女人》)，对外在世界富于女性的高大的道德光环带来的内在困境的颠覆(《母亲》)，再至接近生命本质的写作和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冷静书写(《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写作于她，已经成为一种主动而又自觉的生活方式。
从80年代登上文坛起，翟永明便以自己的女性意识基础上的创作打开了当代诗坛一扇新的大门，在无数次的“完成之后又怎样”的追问中，翟永明完成了自我的更新和超越。正是在翟永明、陆忆敏、海南、王小妮等众多女性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其在质疑批评与困境中的探索为娜夜、蓝蓝、宇向、伊慧等诗人开创了有史可鉴的道路。
正如诗人郑敏所言“女性诗歌应当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的自我。”[7]翟永明从80年代开始对自我女性世界的感性认识，到90年代对广阔女性世界的理性关照，进入新世纪后，翟永明的诗歌开始走向人所面临的普遍存在的生活状态，翟永明的诗歌创作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生命写作的位置。也正是通过诗歌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翟永明在不断超越与上升的过程中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