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兰，推心置腹地说，这件事对我们的家族是有大好处，但对你，也是一件好事。你刚才说到了收入。不错，医生永远是受人尊重的事业，在美国，什么人收入最高？医生和律师。在中国，可就远不是这么回事了。现今收入最高的是老板和经理。这是一个机会，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机会。”
曹末生好像在给毕刀讲解一道数学题。只不过当年在学校的时候，都是由毕兰讲给曹末生听。
毕刀的眼光聚焦在钉子头那一叠挂号单上。每一张挂号单都使她耗费精力，口干舌燥。她的生命被这一张张薄纸片粘走，每一张挂号单回报她两角钱。在这之前，她没有觉得少过，但是在这一瞬，她觉得自己的劳动和所得的报酬太不相宜了。
“你是说，对我也……好？”毕刀迟疑了。
“你依然可以做你的医生，不过暂时中断一下罢了。具体步骤是这样的。由你出面，把出版公司承包下来。其余的事就都由玉朗来办，并不需要你操很多的心。我们的素质，比那些最先发达起来的个体户优越得多。那些人更多地属于流氓无产者的范畴，当改革大潮初起，善良的人们还在岸上观望的时候，他们就以特殊的嗅觉一跃而起了。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
“现在，第二次机会来了。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了，因为很难说还有第三次机会。有些路口错过了，就再也无法退回重新选择。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了。我父亲他们为共产党干了一辈子，作为打天下的一代人，他们注定享有许多特权。许多贫民老百姓看了生气，我可以理解，但并不服气。一个政权，如果连它的开国元勋的待遇都保证不了，这不是国家的悲哀吗？可是，他们的时代毕竟就要过去了……”
曹末生冷静哀婉地说。
“书上说，做女儿的，一般都比较钦佩自己的父亲。”毕刀清醒地说。
“谁的书？”曾末生问。
“弗洛伊德语录。”
“我真的很敬佩我的父亲在他近80岁高龄时还不甘寂寞，变法维新。他希望有好的汽车，汽车就是他的腿。他希望建立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弘扬严肃文学。你说这里面有流芳几世的念头在内，我以为也是无可指责的。毕竟他百年之后，受惠的是后来人。假如不是我们的社会人言可畏，郑玉朗完全可以出任总经理。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完美，我们全家想到了你。所以，我来找你，是为了私事。但它利我也利你，利私也利公。你可三思而行。”
毕刀漠然坐着。这是一个罕见的疑难病例。
曹末生悄声说：“你当名义总经理还有一笔收入。当然我知道你绝不会是为了这个而干，但我得告诉你。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吗，我们遵循游戏规则。”
毕刀嘶哑着嗓子说：“这事真是太突然了。容我和自家先生商量一下。”
曹末生说：“尽快把结果告诉我。当年部里和浦为全口头签的合约就要到期了，对新一轮承包人的审查就要开始。假如你不愿意，我们还得另物色别人。当然，篮子，我们以前是上下铺，希望以后也成为左右手。”
曹末生走了。
毕刀走出医院时已经很晚了。因为虽说上了门诊，但病房里你的病人还要照常处理。平日都已习惯的事，今天就觉得不合理。一个人等于干了两个人的活。
出了大门，刚要拐弯，突然她的衣襟被人揪住了。
一看，是唐糯米的老汉。青筋毕露的手把毕刀的真丝裙衫钧得跳了线。
毕刀正有心事，就不耐烦地说：“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吗，我会认真给你的婆姨开刀的。你要老是这样缠着我，我就不管你们的事了，让一个实习医生给你婆姨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