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由何德润、谭德贵、吴菊生和王福生四位老艺人组成的湖南皮影队上北京，与福建漳州的布袋木偶剧团和泉州的提线木偶剧团一起，进行访捷克、波兰、苏联三国之前的紧张排练。田汉几乎是天天坐镇，对每个节目可谓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还不时请翦伯赞，欧阳予倩，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张庚这些大艺术家(四位全是湖南人)来观看，提意见。这种亲历亲为，敬职敬业的精神，在现代官员中已不多见。
第二年九月底，当湖南皮影队出国访问回来，田先生又安排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做归国汇报演出。演出之后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是头一次西装革履，他自嘲地解释道，“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泛旧的中山装，田汉先生建议，以后见中央领导和外宾，应穿得像样点儿。我只好向皮影老艺人何德润借一套他出国的西装，向另一位老艺人谭德贵借双皮鞋，临时对付。西装和皮鞋都大一截，领带也不会打，当时窘得很”。看着用大几号的西服包装起来的父亲，我安慰父亲，多么难得的照片，既珍贵，让儿女看到，当年父亲的英姿。
正当皮影队准备回长沙时，接到周总理的指示，留下来参加庆祝苏联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活动，届时有一大批苏联代表团来访。苏联是大国，是老大哥，中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在北京中山公园搭了十几个戏台，安排全国二十多个剧团演出。记不清有多少次，总理看过湖南皮影戏，有次在北京市少年宫，为中央直属单位演出，周总理也来了。他问父亲，为何湖南皮影那么受欢迎。父亲说，不像许多地方戏剧，《鹤与龟》、《俩朋友》剧中没有对话和唱腔，完全是靠表演和音乐吸引观众，如白鹤的脖子扭动如蛇，黑眼珠滴溜溜转动有神，这样栩栩如生的表演，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看懂。周总理反应极敏捷，说，我看皮影戏也可以起到外交作用。父亲听了内心感慨不已，眼前真不愧为一名杰出的国家总理。
田汉先生对湖南戏剧艺术的扶持，父亲铭刻在心，无以报答，恰逢皮影队在北京东安市场一个小剧院演出，哈尔滨、唐山等地的皮影剧团的代表赶来观摩。时任湖南木偶皮影剧团团长的父亲借此机会，特意在王府井一家“奇珍阁”的湘菜馆的包间，开了三桌，宴请田汉伉俪和代表团。父亲是个有心之人，他事先买了一面红色锦旗缎面，备了笔砚。待酒酣话热之际，父亲恭请田先生为湖南木偶皮影剧团题词。田先生性格爽快，满口应承。三十来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张圆桌，有的磨墨，有的压缎面。只见田先生沉吟半晌，挥毫时一气呵成，“皮影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湖南原不以此著闻，只以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六七年来努力不懈，五四年全国皮影木偶汇演中遂受国家奖励，五六年派赴东欧，五七年又赴西欧，通过表演完成人民给予的任务，其所得荣誉殆非艺人们梦想所及。我们缺点尚多，制作的精美还赶不上全国水平，剧本与演唱也得努力改进，应朝内容多样，色彩鲜明，成为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儿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武器之一。湖南皮影木偶艺术剧团留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田汉”。 田先生笔下功力深。一百六十余字中包含了皮影发展的历史，发展，成绩，以及中间的不足。内容中肯，字里行间道出文艺前辈对新成立的木偶皮影剧团所寄予的厚望。自研书法的家兄陈建以为，田汉先生的字宗二王(王羲之父子)，行笔流畅，字体隽秀，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是典型的文人字。当时全场啧啧赞叹不已，个个欢叫出声。父亲十分珍惜这份题词，回长沙后，将田汉的墨宝和出国带回的资料、礼品一起，陈设在团部一间展览室的玻璃柜中，供人们参观。
与田汉先生之交往，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而这段时光对父亲一生从事戏剧事业影响至深。尽管1965年始，已闻对田汉不利的风声，父亲并没有回避，去北京开会时照旧拜访田汉和田母。他心里有杆秤，知是明非。田汉当时情绪并不好，心事重重，但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一听到父亲所受的冤枉时，他会激动起来，义愤填膺，反过来安慰父亲。临走时连连交代，有空就来，有空就来。曾经高朋满座的细管胡同9号，一变而为凄清冷落，政治的贬损，让他咀嚼出世道炎凉;身边的旧友相继落难，怕事之人皆避而远之。父亲无畏，几乎天天去看他，只是对这位前辈的担忧与日俱增。
1968年12月10日田汉不堪侮辱与迫害，含冤悲惨离世。而监狱外面，成千上万的学子正唱着他写的《毕业歌》，走向广大的农村。他们怎知，这个有无数笔名的大戏剧家，国歌的词作者，最后离世时却被人以“李伍”的化名火葬。可怜那近百岁的田母，与长子的最后一面，是在她家里，她亲眼看到儿子被带走，惊慌失措。儿子告诉她，我会回来的。这位坚强的“戏剧母亲”一生常伴儿子身边，无论是在上海办南国社，还是在广西抗日宣传，上舞台扮演角色也好，为演员们做饭也好，她从没怨言，总是默默地支持儿子的创作，支持儿子抗战救国。她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很快就会回来。然而老人家望穿秋水，即便百岁寿辰也盼不到儿子的身影，儿子临终前想见老母一面的要求被粗暴拒绝。至死她也不知道，儿子竟离她而去整整三年了。每触及这些回忆，父亲就鼻子发酸，眼泛红。太惨了，实在是太惨了!
“文革”风暴中，剧团被解散，演员全下放，差不多五年光景。当剧团恢复，父亲由临武调回长沙时，剧团已面目全非，档案资料大都失散，十几年的剧团发展史毁于一旦，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有一天，父亲惊见，田汉先生的墨宝居然被用作盖扬琴挡灰尘的布，左下角“田汉”二字给刻意涂抹，无法辨认。人遭难，连手迹也跟着倒霉。更有甚者，这块墨宝不久竟被弃於垃圾堆，连遮盖扬琴的资格也给剥夺。在人命都不保的年月，谁又去在乎一个“反革命”的手迹呢?睹物思人，多少往事，倏忽重现。父亲既难过又内疚，觉得对不住田先生。人的命运他无法掌控，但这份手迹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悉心保存，让它免遭像田先生那样的玷污，更不能有人琴俱焚之憾。因此，在“文革”的暴风中，失散的什物不少，此物安然闯过来了。处在那样的是非年代，对于自己尊敬的往者，他能做的仅此而已，也算是对先生有个交待吧。
老照片让父亲的思绪又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他，首次从箱底将这块墨宝拿出来，讲述它的来龙去脉。他无心将它占为己有，只是不确定，如将它交还于剧团，是否被善待，而剧团的去留，生命力有多长，也是他的考量之一;倘若剧团再经沉浮，手迹的命运也跟着重蹈覆辙，那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但他必须把它拿出来，与后人郑重商量这块墨宝的命运。做子女的完全能理解父亲的心思。毫无疑问，此物当捐，是捐省博物馆，还是剧团，暂未考虑周全。省博物馆有良好的收藏环境，剧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时间一长，保存不当绸缎会成粉。然而，此珍品是专为剧团而题的。这是个伤神的问题，对父亲来説，这不只是一份遗物，一份史料，还有尊重和责任在其中。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人，交情有深有浅。但总会有个人，至少一个人，总存于你心里，影响你一生。父亲心里有个这样的人，那就是田汉，每当国歌唱响，父亲能异乎寻常地感触到他的气息。设若能让这块手迹有个好的归宿，那，将会是父亲余生心头最大的慰籍，也算是另一种对田汉先生的追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