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暴君很多，明君也不少。秦始皇，隋炀帝是暴君中名声最响者，汉文、汉景、李世民则是明君之典范。
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则是其伟大之伟大者。
秦始皇、隋炀帝之残暴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密切相关，他们的恶名皆因修建这些工程而得。不修长城，秦王朝不会弄得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秦始皇或许会落个亲民，爱民的好名声，不挖大运河隋炀帝也许是施仁政，减刑罚的好君王。然而，要完成那亘古不有的浩大工程，不严刑，不峻法，不役民，不聚财，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在士子眼里就是暴政，就是恶行。
秦始皇、隋炀帝，本可以不那么干。秦始皇灭六国，华夏一统，本可以高枕无忧安心享乐了，何苦自招骂名，去修筑万里长城?那时匈奴人还不强大，芥癞之疾，蒙恬随便一赶，就被驱逐七百余里，不敢南下牧马。秦始皇不知哪根筋犯了，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修筑万里长城，弄得民怨沸腾，国力枯竭，传到二世就巢倾卵覆。设若秦始皇蓄国力，恤民情，皇祚延续当不成问题，万里长城没有稳固他的江山，却是秦朝的坟墓。隋炀帝开凿的初衷，也和万里长城一样都是用在军事上的，长城用于防御，运河则在进攻。二个工程都耗尽国力民力，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以致官逼民反，义旗一举，四方响应，强大的帝国转眼间灰飞烟灭，都成了短命鬼。
今天，我们逛长城，游运河，无不为二者的伟大而感动。按今天的话说，这两个的的确确是两个惠民工程。如果说当时它们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和进攻，但随即它们的运输价值，交通价值，旅游价值都越来越凸显出来了。奇怪的是，我们在享受长城运河给我们带来的福利的时候，却在大骂它的建造者。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我们一定会说汉唐，的确，汉唐是我们历史上最灿烂的两个时期。事情就那么巧合，这两个王朝，一个是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接受了隋帝国的馈赠。万里长城保卫了汉朝边疆，让新生的孱弱的汉朝有了喘息的休养的机会;大运河则如乳娘一般，给力唐朝丰富的营养，随着大批的丝绸，谷物沿河而上，源源不断地抵达长安，西北的货物又畅通无阻地顺河运抵江南。不久，唐朝壮了，强了。有了万里长城，文景得以休养生息，因为，休养生息，汉国力得以强大，有了强大的国力，才有卫霍盖世之功劳。同样，因为运河便利，唐朝才成举世瞩目的强国，才有万国来朝盛世。
把秦始皇比之于文景，杨广比之于李世民，哪个更伟大，哪个为后世做的贡献更多，列位都看得很清楚，但秦始皇、杨广是暴君，昏君，而汉文、汉景、李世民一直被公认为旷古的明君，证明人们心中的一杆秤，并不是公平的。文、景、李世民执政温和，注重休养，适合懒汉;而秦始皇、杨广严刑峻法，好大喜功，不图一时之安逸，创造万世之福利。好比医者治病，文、景、李世民给病者喝糖水，吃蜜饯，而秦始皇、杨广却给猛药，苦药，敢于动刀子，剜疮割瘤。从病者的感受上说，前者自然大受欢迎，后者却让人痛苦不堪。他们当然拒绝接受，甚至激起反抗。“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但真要把一碗碗苦药喝下去，还是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弄不好，会泼掉药汤。砸碎药罐的。
世事竟是如此的巧合，两个短命的封建王朝，孕育了两个最辉煌的封建盛世;两个暴君身后又各出现一代旷世明君。这仅仅是巧合吗?有秦、隋的铺垫和基础，才有汉唐的繁荣。有秦始皇、隋炀帝的明鉴，才能正文、景、李世民的衣冠。让他们不像傻子一样意气用事。
不可否认，汉文、汉景，李世民开创一代盛世，让国力，民力、财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两座丰碑。这丰碑就是仁政爱民之心。这与长城、大运河塑造出来的坚毅，挺拔，不屈的民族气质来比，它又不知矮了多少。
在我看来，中国的文明与强盛，非止得益于文景，唐太宗的文治武略，更得益于万里长城的庇护和大运河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