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从地理上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民族感情上说至今错综复杂。
中国人对日本的复杂感情，大抵始自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败于西方列强之后奋发图强开展洋务运动，却在近半个世纪后惨败于一千多年以来不屑一顾的东邻小国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3亿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日本4年、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深刻性：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创口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弥合历史的创口，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正如医治病人，找到病因，对症下药才能治愈创伤、祛病强身。
事实上，国人一直不乏严肃认真的追问者。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就是其一，且成果丰硕，《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即其力作之一。2004年，在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之际，袁伟时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甲午之败“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的苦果”。
空军上将、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说：甲午战争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并引述日本启蒙主义哲学家福泽渝吉的话：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渝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大清帝国甲午之败从根本上是败于制度，当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的洋务运动中，就没有人看出对传统文化与陈腐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的必要吗?令人痛惜的是，在是非取舍利害权衡之中，中国从来就不乏正确的认识和声音，但结果却往往是悲剧性的错误挟权力之威战胜了正确。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福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其思想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更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文明，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郭嵩焘的思想就超越了器物层面而站到制度的层面，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郭嵩焘的远见卓识为当朝主流意识和社会大众所不容，时人甚至以如下对联嘲讽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甲午战争之后，更有康有为、梁启超等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其极力推动的戊戌维新却仅百日即短命而终。
因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和主流社会思潮，都表现出的是故步自封、莫名其妙的制度自信。
慈禧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对19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海崖文学网www.haiyawenxue.com 她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强而心胸狭隘，且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慈禧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常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在文化、制度上，她的见解是：“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慈禧也许觉得：这个能让她随心所欲玩权术于股掌之间的制度，怎么不是世界第一呢?
如果说慈禧的短视狭隘是因为缺少文化，当朝一时无匹、饱读诗书的能臣干吏李鸿章应该视野开阔见识上乘?事实上也不是。李鸿章在他的《筹议海防折》中强调的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不仅国人中有郭嵩焘等的真知灼见，还有当时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系统地提出了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两个文件于甲午战争前近30年的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结果是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还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他们对于腐朽落后制度的热衷自信和对改革制度的反感，真是令人欲辩无言。
鸦片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同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挑战。在1840年到1894年这半个多世纪里，两个国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清王朝麻木不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变革被动应付、亦步亦趋;反观日本，举国上下主动应变、奋力赶超，对西方近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在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还树立了一座当年由著名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
客观地说，当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向西方学习，但与日本学习的目的和方法大相径庭。正如刘亚洲将军所言：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甲午一战，为中日两国面临变革的不同态度进行了阅卷打分。历史的辩证法冷酷无情：故步自封的制度自信只会走向制度失败，主动、积极、勇敢的制度更新才会赢得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