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阎连科接受采访时说：“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都不应该要求留在土地上的人理解你。反过来，我们一定要尽量理解那里的人。”这话本来是他作为一个作家说出的，却不知为何打动了我。
而前几天，我忽然想出这句话，还打算发在微博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父母都没什么文化。”想了想，还是觉得太狠了点，没发出来。
可在家过完年后，这确实是我最大的感受。在家那一星期，我妈只跟我正经聊了两次天，每次都很艰难，我要么把她的话一句一句顶回去，要么就只能放空。而我爸跟我聊天的次数，干脆就是零。虽然这已经比我预想中出柜后的生活好很多了，他们仍然爱我，没有崩溃，没有逼迫，可我还是希望情况能越来越好。
那晚我妈又唠叨着让我尝试着追女孩，说她不能抱孙子生活会是多么的空虚无着，我坐床上拿本杂志看，听得不耐烦了，对她说了句：你怎么不多看点书呢，我在家留了这么多书，你看了几本?她也不耐烦了：不想看，看不下去。
后来，我自顾自看杂志，我妈在床边流连不去，开始翻起我的另一本杂志，翻着翻着竟然还认认真真看起来了。我眼角余光瞄过去，她在《新周刊》一篇名为《中国有性学专家，缺性爱大师》的文章上，停留了至少十分钟。
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不但不看书，连报纸也没再订了，每天除了打牌就是看电视剧，我妈爱看国产家庭伦理剧，我爸爱看抗日剧，现在有了网络，他们一两天就能看完一整部。这些电视剧只会不断强化他们原有的价值观。
从小，父母就对我们寄予各种期待，希望我们能不断成长进步，可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要求他们呢?在他们的观念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和进步?而在我们的这种期望落空时，我们可不可以暗自叹一句：“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父母都没什么文化，所以我们的沟通总是那么艰难，无法靠得更近。”
这是我不太容易说出口的困惑。尤其是想到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的那些通信时，这种遗憾就更加强烈了。
去年出柜后，我在网上找来一些有关同志问题的视频，让我爸妈看，我妈勉强和我一起看了几个，我爸则完全拒绝。可后来，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讲，爸爸其实自己偷偷在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只是不想跟我讲而已。听到这个，我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安慰的。
前天晚上11点，在两句话后，我粗暴地挂掉了我妈的电话，后来我又想，她很少在这么晚的时间打电话给我，可能确实是着急了吧。转念又一咬牙，就让她着急去吧。这两天恰巧看到连岳两篇新的问答专栏，都是反对愚孝和鼓吹人格独立的文章，好像我的底气因此而更足了，心肠也更硬了些。
直到今天看了前面提到的阎连科的那两句话。
现在，我知道这两句话为何能打动我了。阎连科没有要求他的乡亲们理解他，因为他知道他的乡亲们并不具备理解他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是不对等的，这是一层意思。而另一层意思是，他觉得乡亲们更需要他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没有乡亲们的理解，他自然还有文化圈里的理解，有读者的理解。而乡亲们本来就处于失语的状态，你作为一个作家不去理解他们，不去帮他们说话，他们就只能成为一群被世界遗忘的人了。
我和父母的关系，不也是这样的吗?他们不是不想理解我，而是不能。而他们在面对我是同志这个新问题时，手足无措的感觉只会比当年的我更甚。而且除了跟我说，他们并没有其他的倾诉渠道。
这样想下来，就恍惚觉得，我们是不是该珍惜我们的父母。这种珍惜不只是因为血缘亲情，还因为，他们可能是前现代社会的最后一代老顽固了。他们的价值观，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以后就会消失，想感受都感受不到了。
最近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应该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最近这三十年又摆脱了之前的起伏反复，一往无前。而我们的父母刚好就在这个时期被迫坐在了时代的车轮上，在飞速且颠簸的前行中，大部分人都被甩到了路边，摔倒后就再也无法追赶上那架马车，而且眼看着马车换成汽车，汽车又换成了高铁。他们的孩子，就坐在那上面。
他们眼看着，气喘吁吁，奄奄一息，没有办法。
他们赶不上了，而我们也回不去了。我们不知道过年的确切习俗，不了解给祖辈祭祀的仪式，忘记了毛笔字的写法，欣赏不了民歌和地方戏曲，就连以前都要全家一起看的春晚，现在也落得两头不讨好，没有人愿意去看了。史航说，他觉得现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一年里只有除夕那一天过得像《红楼梦》，于是他很伤感。可我明明觉得现在的除夕也跟《红楼梦》没一点关系，我更伤感。
我们和被甩下来趴在路上的父母，也和传统中国，在时代的十字路口、高铁车站，就此别过，渐行渐远。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难道还要巴不得时间再快一点，快一点和他们离别，连头都不想再转一下吗?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当然我也承认，我们老了以后也会成为老顽固，可至少我们是可以和年轻人沟通的，就像龙应台和安德烈一样。
但愿这不是我的过分乐观，也但愿这就是我的过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