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女孩，最美民工，最美乡村女校长，最美志愿者，最美撑伞女孩，最美留学生，最美的哥，最美中国人…..有那么一段时间，报纸媒体上接二连三的“最美XXX”的消息向我们宣告“最”时代的来临。我们的媒体似乎无敌了，什么的事件都可以安个“最”字在前面，小悦悦事件一出，某媒体又不甘寂寞抛出个“最美拾荒奶奶”，有意思吗?这是最美的时代，但这也是最惨不忍睹的时代，因为我们有最丑的媒体。
“最美”美在哪里?
细读那些“最”字当头的新闻，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有典型代表特色的正面事件或人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媒体炒作最成功的“最美妈妈”吴菊萍为例。因为空手接住楼上掉下的孩子，在媒体大肆报道之后，先是杭州公开票选以她为原型的雕塑作品，又在“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上与刁娜等人同获“最美中国人”奖项。试问一句，救一个偶然掉下楼的孩子与法制有什么关系?我只能说连央视都被惊动了，“最美”是彻底火了。此外，“最美乞丐”用自己亲身经历劝说轻生男子，“最美小学女教师”患癌也不离三尺讲台，“最美志愿者”救助中暑外国游客，“最美撑伞女孩’在雨中给乞丐撑伞……最美，真的美。
在“人的美丽在于心灵”这一强大理论背景的支持下，我们的媒体不论外貌，肆无忌惮地将“最美”二字用得风声水起。有一篇文章——《“最美”标签带来的感动》——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最美”二字频频出现的原因：“ ‘最美’标签之所以层出不穷，关键就在于新奇和稀缺。它们就像一股股清新剂，不止带给人们以温暖的感动，还有厚重的现实考问和制度思考。”只是这种新奇和稀缺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把女孩比作花的人是天才，但是第二个就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才了。某些媒体是实在江郎才尽形容词匮乏么?不仅毫不介意当庸才、蠢才，比蠢才还不如的他们都愿意，而且乐此不疲。
欣赏以“最美XXX”为题的文章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提到美，更多人想到的是美丽的风景或者漂亮的姑娘等给人视觉上直观享受的东西。欣赏这些文章时，不要问“这人美吗?”他们美在内在。也不要问“什么是美”美的意义是弹性可变的，偶然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在某方面做得特别出色，被认为是美也是可以的。况且现在社会物欲横流，提到美就是美女，美景，太狭隘，将“美”与其他诸如坚强、善良等品质挂钩，敬业是美，善举是美，坚持是美，这样不断扩充美的版图，有助于提升 “美”的内涵。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概念模糊不清，就不用考虑了。千万不要纠结于“最”从何解释。或许某些媒体早已经举行了一场隐秘的“选美”比赛，来确定他们的报道对象就是民工、妈妈、乡村女校长、女孩、女教师甚至是的哥中最美的，我们应该坚信媒体客观公正的品质，尽管没有公开选美过程。虽然几乎所有“最美XXX”的报道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也要具备看懂这些无言的解释的能力，有问题那是你不够纯洁。其实，如果你将它们看成在报纸等媒体上屡见不鲜的好人好事的报道，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最美“背后的丑陋
“最美”时代的爆发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遗憾，一是一些媒体忽略了申请专利，失去了赚得盆满钵满的机会;二是国家没有及时出台相关法规，致使“最美XXX”使用泛滥。最美女孩是谁?是在车流中勇敢守卫伤者的刁娜还是重庆女孩余书华?最美女交警又是谁?是《最美女交警受热捧，铁面无私获群众赞誉》中的毛丽，还是《“最美女交警”的春节七天》中的方元，或者是《“最美女交警”受邀参加公安部春晚》中的张倩芳?作为一个武汉人，我得骄傲得说其中就有两个是武汉的。果然，因为选美赛事不正规操作导致公开拆台了。
从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角度来说，虽然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是在有限，但还是感谢它们苦心给我们构建的一个“最美”的时代。那么，顺便问一句：我们的媒体怎么了?一个媒体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发挥它聚光灯的作用，照亮那些隐藏的或者被人忽视的黑暗角落，用舆论的力量带去光明，而不是挖空心思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诱骗读者，然后强奸他们的眼球。现在媒体越来越喜欢用网络流行语了，曾经在某一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市级报纸看到给一个政府会议冠以“给力”这一定语，可政府的作为是不是给力不是你一个“给力”就可以吹捧出来的，公道自在人心。
媒体的最丑还表现在为了新闻而无视被报道人的个人心声和隐私的道德素质缺乏，无视因为过多的关注对他人正常生活的影响和破坏。“最美女孩”刁娜的经历值得我们思考。救人事件发生后,刁娜一直没同意将这件事曝光。有病友听说了刁娜救人的事,要给报社打电话,刁娜没同意。后来,刁娜一位在论坛工作的朋友来看她,也提出应该在论坛上发一发,她还是说不行。刁娜救人后十多天,一名记者登上120急救车体验生活,从一位司机口中听到这件事,把事情报道出来。11月13日,刁娜上了《新闻联播》,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小区壁报栏里贴满了她的报道和向她学习的感言。传达室的大爷一看到有人问路,脱口就是,“找刁娜的吧?”接受采访时，这个双鱼座爱漂亮的女孩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那其实是一个意外,可能每个普通人都会去做”。一家媒体根据刁娜老家所在的村子,几经辗转找到了刁娜上幼儿园时的园长,让她讲讲刁娜小时候的“闪光点”。“你说,她就是个普通的孩子,我看着长起来的,能有啥特别的地方?”她母亲王春梅忍不住笑了。与报道中心的主角的淡定相比，媒体是不是有些过分热情了?
受害者远远不止刁娜一个。最美留学生徐莉向记者表示，父母并不知道自己在美国出了事，她不想接受媒体采访。游子在外，最怕父母担心，这种心情谁都能理解的，除了我们的记者。他们成功找到了她家，她父母，她村长，她读过的小学、在国内的大学、在国外的大学，结果因为某些信息对不上，冒出来一句“ 针对这起疑点重重的事件，徐莉目前究竟是在美国还是在合肥，或者在其他地方?如果此事为徐莉编造，其动机为何?谜底还有待进一步揭开。”搞得跟别人制造假新闻增加曝光率似的。究竟谁是新闻制造者?
太多的“最美”让人麻木，因为不明白，所以反感。很多受访者表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也做些自己该做的事情?至于该做什么，问一下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