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搞对象”一词便流行开来，它几乎成了“谈恋爱”的代名词。那些年的这些事，现在叙述出来，可能觉得蛮可笑的，不过，我更想就此感谢那些好心人。
我突然有了“儿子”
1959年冬，我被调到正定县“农科院”工作，专门搞“人造肉”研究，与县“农业大学”在一个大院里办公。我是“农科院”的“研究员”和“农业大学”的兼职“教授”，头衔不小，当然头上还有一顶右派帽子。
一天，有两位教授同事(一男一女)到我做“人造肉”的工作室找我，说谈件好事。那位女教授讲：“你年龄也不小了，工资又低，也没人照顾，赶紧成个家吧。”男教授接着说：“这样对你有好处。人家女方一直对你很好，不嫌弃你。我们已经跟朱老师说了，她人好，工资也比你高，你以后会很幸福。”事情原本是这样：“大学”里有一位女教师姓朱，是个快40岁的单身母亲。朱老师有一个男孩叫小俊，在县城上幼儿园，每星期回家一趟。我经常向朱老师借自行车。有一天，朱老师跟我讲：“幼辉，今天是星期六，你能不能骑车到幼儿园把小俊替我接来?”我高兴地答应了。一次、两次，后来我去幼儿园接小俊时，一些小朋友就喊：“小俊，你爸爸来接你了。”连周围的同事也嘀咕：是不是王幼辉与朱老师“那个”了?故此有了这两位“月老”来牵线搭桥。
戏剧性的事还在后面。那位替我介绍对象的男“教授”，身高不足1.65米，20多岁，比我还小，后来竟然主动追求朱老师。但最终，朱老师嫁给了一位50多岁的美术老师，日子过得很不错。
换肥皂盒
我有一位在农村蹲点工作的同事，他爱人在该村任小学教员。一次，我到这个村搞调查，就在这所小学住宿。一天早上洗脸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那个漂亮的肥皂盒被换了，这位小学教员带着神秘的笑容对我说：“你那个肥皂盒林老师很喜欢，她跟我说与你换一换。”我很纳闷，她却笑眯眯地说：“幼辉，你是个聪明人，这点你还猜不出?要不你们见见面。”我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叹了口气，把我的肥皂盒拿回来了。
事有凑巧。有一次，我与那位蹲点的同事在村里的公路上骑车并行时，迎面碰到一位骑车的女同志。我的同事停下车与她讲话，然后笑着对我说，这就是想与你换肥皂盒的老师。
年前就把这事给办了
1959年春，在农村搞水稻丰产样板田时，我认识了一位好朋友，是上曲阳村的一个年轻人，与我同岁。他因为不愿去水库工作而被开除党籍，我是个右派技术员，我们同病相怜。
后来落实政策，他回大队当了支部书记，有什么技术上的事，总来找我想办法解决。
大概是1960年底吧，快过春节了，他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幼辉，你该成个家了。”我说：“成什么家，我一个右派，地无一垄，瓦无一块，每月生活费26块，谁会要我?”他说：“不，有人要，我已经替你选了一家。他们家不嫌弃你，不要你任何东西，只要你进门就行。姑娘长得不赖，才20岁，上过完小(即小学六年级)。”我吓了一跳，他说的不就是倒插门吗?我立即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事，容我和妈妈商量一下。”朋友说：“你赶快些，这种好事，白天打灯笼也难找，年前我帮你就把事办了。”我顾不上吃他家的饭，立即骑车与他告别，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见他。
天上工作的朋友
向大地工作的朋友致敬
1960年冬，我回上海过年。挤进车厢以后，与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女同志，要到徐州。闲着无事，我们开始聊天。这位女同志很健谈，说她是某航天大学毕业的，现在是某省军工厂的技术员，是做飞机零件的。直觉告诉我，她不是简单的人，在那个年代，能在军工厂当技术员，除了有技术以外，顶重要的是根红苗正。当她问我在何处工作时，我只回答她，在“农业科学院”工作，其实就是正定县那个所谓的“科学院”。她喜欢看世界名著，尤其是爱情小说。她给我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也给她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车到徐州，她到家了，我也需要下车倒车去上海，但她不急于回家，一直陪我在徐州逛街。看得出来，她非常想知道我的底细。临别时她问了我上海的地址，后来来信约我到徐州玩，并用“天上工作者向大地工作者致敬”结尾。
说实话，这位女同志很爽朗，口才也不错，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我是右派，不敢跟根正苗红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火车上相识的这对“朋友”，最终不了了之，我从未写信给她。
观音菩萨的礼物
1961年深秋，县农业局来电话，有一位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到技术站工作，要站里安排住宿。那天她到时已经天黑了，我看不清楚她的脸，只从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中，模糊地看清她的一双眼睛，大大的，很明亮。我帮她搬东西，她没讲一句话，也不说一句谢谢，只是微微地笑着。
第二天在食堂吃早饭时，我终于看到了“庐山真面目”，这是一位扎着两条大辫子的漂亮姑娘。
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是个挺纯洁的女孩，字写得很漂亮。过了一段时间，她随一部分人到灵寿县工作。开始我一星期给她写一封信，后来发展到几乎一天一封，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要说。这么些年，总算遇到一位心动的女生。
后来，有人找她谈话了，劝她说，你总不能一辈子当个技术员吧，跟右派交朋友你有前途呀?但她却迷途不知返。1962年，当我被摘掉右派帽子时，我们结婚了。说来难为情，结婚时，我虽然已摘帽，但工资却迟迟不能落实，还是26元生活费，而她每月51.5元，结婚时买的脸盆、暖壶都是她出的钱，外加买糖、酒，也是她的钱，是她娶了我这个穷光蛋。在“文化大革命”时，大家斗她，问她为什么共产党员不嫁，嫁个右派?后来我被专政，关进牛棚5年之久，她家里的人劝她与我离婚算了，但她坚持不离。母亲临终前对我妹妹讲，你们一定要尊重你们的嫂子，是你嫂子救了你哥哥。在那备受歧视和屈辱的年代，我之所以能努力工作，自强不息，因为我有一个好妻子，她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心中有爱，才会把那些委屈、不愉快抛在九霄云外。这两天，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剧中女主角对她的男朋友讲，我一想到你，心中就甜滋滋的。这句话我能理解，因为我有一个比任何人都好的爱人。
时光荏苒，从1962年到2012年，我们携手走过金婚，把婚姻生活经营得非常好。我爱人是高级农艺师，在单位，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同事;在家里，她是一位爱劳动和讲节约的主妇，是一位尽责的妻子和母亲。有这样的爱人，我这辈子没白活。
记得杨振宁博士84岁时娶了28岁的翁帆，说这是上帝给他的礼物。上帝是欧美人吧，我是亚洲的中国人，上帝不会认识我，但我相信，我的爱人是观音菩萨送给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