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与敦煌相遇
在梦里，在遥远的丝绸之路上
我，或你，曾与敦煌
一次次的相遇。
——题记
在敦煌，我是原住民，是一个真正的土著。面对敦煌的日出月落，我习以为常近乎麻木。这种麻木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敦煌，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又是何等渺小，如我，如蚁。我，还有我们，不仅忽略了文化给予这片土地的神圣，也把敦煌的神给忘了。
敦煌，最初始的人为定义就是神性的敦煌。文化，仅仅是它的外衣。
敦煌这片沙漠绿洲里长着晶莹剔透的葡萄，长着夏日火热的阳光和寒冬凛冽的季风，当然也生长着一群人。确切地说，这群人最早只能算一群农民，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民洗泥上岸，转身进城，成了城里人，可骨子里的朴实和憨厚还在，血液里的牵挂和思念也还在，那就是田园里的父母和儿时的乡愁。我也如此，虽然我是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那一小部分人，身子在城里的高楼之上，心思却常怀着乡下的田园和炊烟;因为那里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有我割舍不去的对泥土的味道。乡下也不远，七八公里，城里的2路公交几乎到了村口，我常常携妻带女在周末坐公交去乡下看父母，一人仅两元钱车费。如此可以看出敦煌地盘之小。最远的乡镇阳关才70公里，但已是戈壁的另一片绿洲，而其他乡镇近的与敦煌城乡相连，远的也不到20公里。生存在这里的人总共不到18万。虽然现在叫市，但行政编制上只是一个县，或者在内地来看只是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名副其实的小地方。但敦煌又是如此之大，它是人类的敦煌，大到被世界仰视，被世界膜拜。这缘于敦煌还是文化的敦煌，艺术的敦煌，曾被世界很多人各怀心机并日夜惦记的敦煌。所以，地域上弹丸敦煌，已经长出了疆域，高悬在人类世界的天宇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敦煌。“大敦煌”，是著名诗人叶舟先生的代表作，他不经意间给敦煌的命名，成为了当今人们对敦煌耳熟能详的称谓。这是诗人之幸，也是敦煌之幸。诗人心中那满满的“大”，是他对敦煌文明的仰视和对敦煌文化的敬畏。
我说的敦煌之小，或者小敦煌，是一种真切的现实。比如我住在敦煌城南一个叫飞天嘉园的小区，步行10分钟可以到敦煌风情城和夜市，步行20分钟可以到党河风情线，再走远点儿吧，从小区南门出去沿着鸣山路一直走，半个小时就到了鸣沙山、月牙泉;远一点的莫高窟也就25公里，悬泉置还不到20公里，阳关70公里，玉门关100公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180公里。这些地名，要么是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要么是五星级别的旅游胜地。这就是我与敦煌具象的距离，固定的距离。我在意识里拜访，在想象里穷尽更加隐秘的所在，当我注视着某一个方向，也许就跟世界产生了联系。于此，我自觉惶恐。
敦煌，离我就这么近。但，敦煌又距我那么远。
我对敦煌的感受是真切的，但对敦煌的洞悉又是有限的。我不是敦煌学者，我找不到路径也无法深入到深奥的敦煌学，因而也不知道敦煌是如何的伟大，它伟大的真谛和内涵与我都是模棱两可。我只能以诗质的想象，一条丝质的彩带在地球的高纬度飘逸了十几个世纪，它拉长了我对时空概念的长度;而近现代，因为敦煌文物被动地逸散到全世界，敦煌再一次打通了与世界的通道，让大洋彼岸能欣赏到婀娜飞天的衣袂飘飘，让世界之角也能凝视到东方大佛禅悟淡定的神秘微笑，甚至，还能聆听到千年洞窟里佛法的无声雷音。而我，在敦煌之里，却又在敦煌之外。我算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在这沙漠戈壁上跋涉，眺目张望，想看到更远一些的大地方，它们在敦煌之外。而有位学者对我说，敦煌，一千多年来都是被世界聚焦和眺望的焦点，是地球上人类文明的繁花盛开，它的兴盛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它的冷寂也是人类进步的见证，而它独享这种厚重的担承，确是上帝的垂幸。
1900年，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敦煌来说，却是开启新纪元的黄道吉日，也因此，敦煌再次新生，成为世界的宠儿。这一年某日的一个清晨，藏经洞轰然洞开它被尘封上千年的门壁，里边，藏掖着人类世界的珍宝，虽然落满尘灰。发现藏经洞是一个偶然，但谁也无法否定这也是一个必然。命运跟历史一样，同样无法假设。
这个用偶然之手开启莫高窟必然命运的人，就是那个王麻子道人王圆箓。这个王道人可以被唾骂，但不能被忘记。当然，顺着记忆的河流溯流而上，参与敦煌有关的人物太多了。史料记载，第一个开凿洞窟的和尚叫乐僔，他来自中土，原本是去西天寻找真经，途经敦煌，在三危山歇足，偶然被宕泉河岸崖顶的万道佛光所魅惑，他想把看见的佛放进洞里，不让它们走了，于是在河岸砂砾的崖壁上挥锄开启了第一个洞窟。后来鸠摩罗什也来过，玄奘也来过，并穿过阳关西去印度。近代以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更是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一些人也假敦煌而闻名，成了人物。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这些被中国人视为强盗的探险家或考古学家，在他们国家却被加官授爵。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敦煌。似乎一旦与敦煌联系起来，人便可以成为人物，即便死去也可谓永垂不朽。就说王圆篆吧，他的道士塔就矗立在莫高窟外的宕泉河边，虽经风雨，但依然矗立。最著名的就是余秋雨先生为他专门制作的雄文《道士塔》，唾骂得相当精彩。想想，又有几人能被秋雨先生竭情一骂呢。真还没有几个。
守护敦煌几个代表性人物中，除常书鸿先生1994年去世。我采访过段文杰、樊锦诗二位院长。1998年我采访段院长，他已是83岁高龄。樊锦诗女士接任院长，直到2015年卸任。常书鸿的女儿叫常沙娜，其中一个儿子叫常嘉煌，我与他们都多次接触。在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方面他们都是大家。敦煌这地方太小又因为敦煌太大，动不动转身就会碰鼻几个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呼吸着塞外粗粝的风，满脸尘沙。敦煌有一个颇有名的画家，高山，其画其人，皆属上品，曾觉得他高不可及，后来居然同住一小区，他17号楼，我18号楼，并且成为好友。他的画室在鸣沙山下的一片果园里，名字叫菩提园，很禅宗意味的，我常去那里拜访他。他做过段文杰院长的秘书，后来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留学，师从平山郁夫先生，是平山郁夫带出的研究生。另外一个要好的朋友叫曹建川，他在七里镇，作家，出了几本书，获过几个奖。我们几乎三天两头就碰在一起，聊天，喝茶，或者喝酒，嬉笑都表情在脸，不掖不藏，怒骂都痛快在舌，不躲不闪。他的笔名叫非我，他自己解释“非我就是我已无我”的意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非我”的自我意识，只有看轻自己才能看清自己。面对敦煌，觉悟者会失重。非我的建川，他是一个很知耻也很知足的主动失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