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5岁的女儿在家里找玩具时，无意中找到了我11年前用的一部小灵通。打开手机还好有电，里面一条短信顿时眏入眼帘：“你是个正直善良、有爱心的男子汉，要坚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大胆选择、果敢决断，定能走出自己的路。”这条短信息发送的日期显示为2005年6月16日凌晨1:38。看到这条信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往事如烟，与大学恩师严国荣生前相处的点点滴滴，至今犹历历在目。
我出生于陕西渭北高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2002年参加高考，因为文理严重偏科，填报志愿时，不得不放弃梦寐以求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年9月，当我在县城一所高中复读时，意外接到西安联合大学(今西安文理学院的前身)寄来的补录通知书。打开看了看，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思虑再三，还是放弃了枯燥乏味的复读，背起行囊去了西安。
由于家境贫寒，家中兄弟三人都在上学，报名时6500元学费，我只能先交5000元。学费没交够，被辅导员要求填写了《贫困生档案》。当时家里每月只能给我打400元生活费，我不得不省吃俭用。吃食堂里最便宜的饭菜，经常穿校服上课，脚上是母亲亲手纳的布鞋，就连袜子脚后跟的地方也常有破洞。每到周末，同舍里四个西安的孩子都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宿舍里就仅剩宝鸡的小曹和我了。曹喜欢热闹，经常去其他高校找同学玩。而我，则喜欢静，通常会带上一本小说，去风景优美的人工湖畔一呆就是大半天。唯有这样，才能暂时忘却自卑、忘却饥饿、忘却思乡之苦……
与严老师初次相识于校团委组织的一次校外学雷锋活动。我与学校100名团员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清理工作区域的枯枝烂叶和各种垃圾。劳动完毕，我们获准从博物馆侧门进入，集体免费参观。进馆后，我意外发现一名身材瘦小、穿着整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在向我们这一批学生讲解历史知识和馆藏文物。印象中，这位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男子，知识渊博，声音洪亮，上至母系氏族公社、蓝田猿人遗址，下至陕西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比较，文献野史均侃侃而谈。很多外地游客都被吸引过来，连该馆的2名讲解员都不好意思再讲下去。我当时猜想这位儒雅的学者，许是哪所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吧。参观结束时，我壮着胆子上前问好，老师热情地与我主动握手，询问我的名字、专业、年纪和籍贯等，并诚恳的告知我他叫严国荣，严肃的严，国之荣耀的国荣。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副教授。严老师告诉我，文史不分家，不管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铭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返校时，严老师邀我与他同车返回。我们从人生理想、家庭环境到学风校风，一路相谈甚欢。临下车，严老师送我一句话：“读哪一所大学倒无关紧要，读没读过大学却非常关键。再好的大学也有渣滓，再差的学校也出精英。既然已经在这里上了学，就要努力上进，力求做一个杰出的英才。”
这是我与恩师严国荣的第一次邂逅。他永远不会知道，就是他最初一句勉励的话，给了我强大的信念和力量。这个美好的场景直到今天仍然难忘。此后，我在学校校报上看到过一篇署名严国荣的文章《此情可待成追忆》，是他在2003届毕业生典礼上的发言。至今仍然记得，老师作为教师代表，用孔孟先哲的话集成的一幅对联与全体毕业生共勉：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后，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先后加入校学生会、校报记者团、大学生文明监督岗等社团并成为骨干，在《西安联大报》发表过30余篇文章，并在毕业前夕光荣入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严老师的教诲密不可分。
与严老师相处日久才知，他是汉中城固人，生于1965年，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了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当初硕士毕业后，本想去西北大学中文系执教，岂料被人事处告知学历不是博士而被西北大学婉拒。真是天意弄人，我们彼此都曾向往西北大学中文系的神圣殿堂，但一个因为考分不够，不能去西北大学中文系求学;另一个则因学历不够而无缘去西北大学中文系执教。也许是命中有缘，我们竟在西安的另外一所高校结下了一段师生之缘。
老师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就读，其同学校友遍布全国。2004年5月，教育部高教司新出台一个关于批准“211”院校向所在省内其他普通高校开设王牌专业跨校辅修的意见后，老师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鼓励我放下顾虑，积极准备报名应征。同年9月份，我由西安文理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学处、学生处联合推荐，进入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为西北大学首批跨校选修新闻学专业学生。从此，我过上了两所高校同步学习，3个学生社团同时参加的新模式。这种生活忙碌而充实、疲惫并快乐。与此同时，老师历任中文系副主任，《唐都学刊》、《西安联合大学学报》执行主编。工作期间，他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外，还参与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分类集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文学史话》(近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增订注释〈全唐诗〉》(权德舆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版)等多部著作。
美好的校园生活让人无限怀念。在学校图书馆、教学广场乃至餐厅每次相遇，尽管步伐匆匆，但只要碰面，一句朴实的话语、和蔼的笑容，常常给我温暖、信心和力量。有时他在接打电话，也会用一个简单的握手、一个大拇指，给我鼓励加油。得知我是校报学生记者，他主动提出让我有什么问题随时去办公室找他。而每次去找老师请教问题，他都会挤出时间，不厌其烦地在我带来的报纸上现场讲解，用红笔勾出那些不准确的用词、不对的标点符号、需要调整的段落，还有哪篇文章标题可以改的更好。那一段日子，应该是老师一生最辛劳的时候，他工作之余攻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2004年底，老师被破格评为教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老师在事业步入巅峰时，却被突如其来的疾病，瞬间打回谷底。2005年3月，我突然接到师母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严老师生病住院了，现在交大一附院，问我能否去医院陪护一段时间。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从学校门口坐车到一附院东一楼心内科，只见昔日风度翩翩、精神奕奕的严老师，一身病号服，躺在病床上昏昏而睡，他眼窝深陷，面色发暗，恍如一夜之间苍老了二十岁。向主治医生询问病情，才知道老师的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日夜陪伴严老师，尽心尽力照顾他吃喝拉撒、检查用药，寸步不离。为了让老师保持乐观的心态，我尽可能在天气晴好时用轮椅推他到病房外面散散心，让他听MP3里班得瑞的轻音乐。一天晚上9点多，老师突然跟我说想吃家乡的汉中热米皮和菜豆腐，我出医院大门后左寻右找，终于在西安美院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买到了。尽管有些凉，老师吃了几口后，连说好吃，最后吃得干干净净。在交大一附院住院40多天里，老师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让人叹然观之。记得每次医生查房，听到医生对其他患者说得安慰的话，他都会小声对我讲——医生都是骗子，把重的说成轻的，把轻的说成重的。现在想来，这话的确很有道理。他教导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的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一喝酒就大醉，一失恋就跳楼，哪知生命至上、健康万福的道理。
老师积极配合治疗，病情终于得以稳定，他马上要求办出院。待回到他翠华路的家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美美地洗了个热水澡。出院时，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口服的、注射的都有。而我8：30以前会从学校赶到他家，等社区医院的护士9点过来扎针输液。在家里，他只要睡醒，就会饶有兴趣的考儿子背诵唐诗宋词。记得有一天儿子因为贪玩把一首唐诗屡屡背错，老师顿时火冒三丈，顺手抡起厕所后面的拖把就要去打儿子屁股。我起初以为是吓唬，哪知道他竟是真打，而且是狠狠地、用尽全力地打。儿子被打后吓得跑进书房，躲在角落里直哆嗦。我劝他不要动怒，他恨铁不成钢地解释道“棍棒之下出孝子”。末了，他悻悻地跟我讲：“我的时间不多了，只可惜了我这一肚子的学问，恐怕要带到地下去了……”
2005年“五一”过后，老师身体逐渐恢复，师母便让我安心回校找工作。这期间，我经常一身西装背着公文包出去，但由于是一般高校的大专应届生，求职屡屡碰壁。我去老师家里看望时，向他提出在求职简历中虚拟一个知名单位实习工作的经历，以提高成功率的想法。岂料话未说完，就被他毫不留情的痛批一顿。严老师告诉我：工作可以慢慢找，做人一定要诚信。见我求职心切，他一边输液，一边耐心细致地指导我如何找准定位，向用人单位展示特长和优势，并坚持帮我把简历中一些花哨之语和不适合的地方，一字一行的修改。临走前，老师特地从书房拿过一张便签纸，苍劲有力地写下“己诺必诚”四个字交给我。纸片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我却觉得分量极重，顿时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和谆谆教诲。
随着毕业离校的日子日渐临近，我不得不搬出学校，租住到西北大学旁边的边家村。每天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各大人才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同时接到一家合资企业行政文秘和一家民办高校人事处的录用通知。难以取舍之际，我极其矛盾的把找工作的事，打电话告诉老师，请求老师帮我拿个主意。记得当时老师声音非常微弱，说他考虑后再告诉我。于是，当天夜里，我的小灵通收到老师发来的信息。我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老师病情已经恶化，正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治疗。6月20日，我再回学校，看到校门口有很多人在围观，竟然是严国荣老师已经病逝的《讣告》。老师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霎那间，我泪流不止，打开手机一看，老师给我发的那条短信竟是弥留之际的遗言。而我，却未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再见他最后一面，甚至就连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竟也错过了……
次年春节的一天，我梦见了老师穿着那件最喜欢的黑色风衣对着我笑，冲着我挥挥手。醒来后我泪流满面。清明节前夕，我给师母打电话，互相询问近况，并要了老师安葬的地址。于是我乘车去了位于长安滦镇的凤栖山墓园，向老师敬献了一束白菊，磕头祭拜。
一转眼10多年过去了，与老师虽早已阴阳相隔，但老师的音容笑貌，诚信做人、踏实做事的人生态度，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做个勤奋上进、正直诚信的人。
希望天堂里没有病痛，祝愿严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