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先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讲到了几位明清交接之际的文人与学者，比如张岱、黄宗羲和顾炎武等。这几位文人学者，于其文章中总埋有一种很深的“怀国之情”。比如张岱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写道：“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亦山居。”后来读到他的《陶庵梦忆》，那一种“悼亡”的味道，真的是飘在每一篇文字之中。黄宗羲此情也不输于张岱。黄是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之后，其父受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1628年，黄宗羲入京替父诉讼，在公堂上以暗藏的铁锥猛刺魏忠贤的余党许显纯，震动京城。明亡后，他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活动。黄在清朝生活了五十年，曾受征召，但始终不与新朝合作。顾炎武大抵也是如此，一生颠沛流离，但誓死不仕新朝。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期间朝代更迭几十次，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但就大的方面讲，无论其间如何改朝换代，也还总有一个不变的名称，即中国。
所谓改朝，倘用现代的话讲，无非是换了执政者而已。当然，朝代更替之际，前朝的旧人，对于旧朝怀有一种不舍的情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怀旧之情，却常常表达为亡国之情、怀国之情，“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黄宗羲与顾炎武乃一代学者，对于历史有着极深的研究，张岱虽为文人，但也著有史书。如此说来，他们对于朝代的更替，似乎是该很明白的。
何以有如此强烈的“亡国”之叹呢?就以明清的更替来说罢，朱氏所建的明王朝由爱新觉罗氏的清朝代替，难道就因为爱新觉罗氏为满族么?如果以清朝谋国的“业绩”来论，清朝所创的基业其实倒比明朝的还要大一些。而在清朝让出权力后，依旧是又有人来“怀念清朝”的，照样曾唱过“亡国”的老调，而这里面也并非只有满人，比如著名的辫子军大帅张勋，文化人中则有辜鸿铭。可见这所谓的“亡国”并非以族裔为限。
是怀恋自己的富贵荣华么?亦不尽然。那些怀着“亡国”感叹的人，是很有一些才华的人物。所以，倘若他们以他们的才华与名望，在新朝中谋一个职位，继续他们的富贵梦，也并非是一件难事。黄宗羲、顾炎武都曾被新朝征诏过的。
所以，旧朝去后，之所以有那种“亡国”的感觉，唯一原因便是“君国一体”“家天下”的观念使然。
在皇帝的一面讲，不论他们是以怎样的法子得了权力，掌管了中国，也不论他们在文面上说了多少恤民养生的话，在内里则是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物的。《诗经·小雅》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本就是他们内心的意识。刘邦未发达时，他的父亲便说他不如他二哥能谋家，待刘邦谋得皇位后，便问他父亲：“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而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说得尤为直接。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曾抄录过一则朱棣的诏书：“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这两位皇帝便是将内心话直说了出来，也算是草莽出身的直率罢。
在皇帝的一面是“家国不分”，而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又把孝道抬升至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着力推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推重孝道的终极目的，其实并非是要人好生奉养自己的父母，而是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君敬长的根本。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也曾有君权与民权相区分的想法。张岱曾撰《夜航船》一书，书中录有一则故事：“尧时有老人，含哺鼓腹，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但这种想法终究未能得以发展与广大，相反在“皇家天下”与“忠君敬长”思想的一路灌输之下，最终形成了“君国一体”“君民一体”的意识，君主以国家为私物，臣民也视自身为君主之附属，一姓之君主一旦失去了皇位，其下臣民的“亡国”之叹自然也就从中而生了。
今人读史，读到这样的“亡国”之叹时，默然一笑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