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逝世当天，其家人急告远在美国西雅图进修的女儿满妹赶紧回国。情况紧急，满妹急匆匆地拨通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我家里出事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对方听后极不耐烦：“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十点多了，你们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说罢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数小时后领事馆另一人打来电话：“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满妹如是回答(满妹《思念依然无尽》P15)。
此事让我想起了汉武帝时期会稽郡太守府里的那帮官吏。这天，朱买臣怀揣会稽太守印绶，一身布衣，徒步赴太守府上任，却见府里一干官吏正在饮酒，众人连多看他一眼的工夫也没有。后得知来人正是新上任的太守，于是“坐中惊骇”，大家“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汉书·朱买臣传》)。前倨而后恭，两千一百多年后的这两个外交官与之可谓如出一辙。又想起四十年前家乡的一位“新郎官”。这天是他的婚礼，按照村里的规矩，晚上我与同学代表各自家庭前去付礼祝贺，吃了一点酒菜后告辞离席。新郎官听说人走了，快步追到街门外，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同学，并擦着火柴点上，但却把一旁的我给“忘”了——因为同学有“背景”，其父是大队干部，而我家却是普通社员。上述那两个外交官，别看他们洋装在身，也混在美利坚的大都市里，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洋文，但灵魂深处的东东，与老家农村里的那位“新郎官”，实在差别不大。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后看等级下菜碟，此等市侩，历存久矣，以至令人见怪不怪。市侩的眼中无人，只有人之外的权和势，一旦“上等人”沦为“下等人”，其“待遇”同样会从“春天般的温暖”转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多年来，这句话我们一直在喊，但是，“站起来”首先应是精神站起来，具有健康、健全的人格，懂得并自觉践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尊重人权、反对特权等等，倘满脑子封建遗臭，怎么能“站起来”呢?一些自认为“站起来”的人，其实仍是在跪着。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下，国民历来缺乏公民意识中的平等理念，少予关注自己与他人之人格与尊严。但我们的同情心却“源远流长”。所谓同情心，就是你心中那一块最软的地方，乃“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一类情感的“故乡”。这块“最软的地方”，会驱使自己对弱者、贫者、难者、急者、无助者伸出帮助之手，并视为是自己的使命、成就和幸福。
显而易见，满妹笔下那两个外交官，既乏现代公民理念，又少传统美德的“恻隐之心”——“我这里将两位好有一比呀”，比作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不差毫分。
忽然想到，有的同胞到境外旅游为什么不受欢迎?我们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为什么存有“争议”?我们的“软实力”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总是低迷?……这些疑问，都可以从二十多年前驻旧金山领事馆的那两个外交官的言行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