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农民”是最低贱的人。从一出生就打上了“下等公民”烙印，生老病死自生自灭，输捐纳税一分不少。“农民”处处受城镇“居民”白眼，连农民自己说起农民身份时，也像欠了别人八百大洋似的满脸愧色无地自容。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小伙伴随他们在城里工作的父亲举家迁往城里定居，从此成为“居民”，不用再一脚泥一脚水跟在牛屁股后面“放牛”，那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酸溜。读初中时，我的老表同学是镇上的“居民”，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我们大多数农村出来的泥腿子子弟;节假日我老表可以到处游玩溜达，我们则必须在家帮忙耕种。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居民”可以跟“农民”换个位置呢?农民天生就是穷苦的命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师范学校，小伙伴说：“今后你就是国家的人了，我们就是农民了……”鲁迅曾感慨于与闰土关系的改变，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也立马觉得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是的，从今往后，我不但将成为“城里人”，而且将成为“国家人”，吃“国家粮”，旱涝保收，衣食无忧;而他们，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饱一餐饥一餐……我既为自己庆幸，又替他们难过。
但同样是城市户口，大城市居民似乎天然就又多了一种优越感，也同样瞧不起小地方居民。因此，小城镇人在大城市人面前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前些年流行一个段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佬，广东人看外地佬都是穷光蛋……北京全城满朝文武?上海个个阳春白雪?广东人人腰缠万贯?都不见得，只是有些人即使处在彼地最底层，也喜欢在外地人面前装腔作势，狐假虎威。这种莫名其妙的“地域高贵感”，实则也不过是阿Q式的自娱自乐吧。
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下级”是最低贱的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即使你是一把手，可以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但总有管你的上司不是?在上司面前，你照样不是点头哈腰奴颜婢膝?上司说一，你敢说二?上司向东，你敢往西?哪怕上司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哪怕你是一个可当他老爸的垂垂老者，哪怕你过的桥比上司走的路多、你吃的盐比上司吃的饭多，你都得俯首听命纳贡称臣。
因此，在那样的社会里，上司永远比你高瞻远瞩英明正确。上司永远不会有错，若有错肯定是作为下级的你理解有误执行不力造成的。你必须替上司解难分忧，承担错误造成的一切责任。如此，事过境迁方有可能东山再起，否则打入冷宫永不叙用。
这样的官场里，没有年龄大小之别，没有学识厚薄之别，没有人品贵贱之别，只有官阶高低之分。手握“真理”的多少与官阶高低成正比，官阶越高，人越聪明，官阶越低，人越愚蠢。即使是头猪，一朝冠冕加额，也立刻英明绝顶，熠熠生辉。是故，官场金字塔中，居上者最聪明，金口玉言，一句顶万句;以下次之，又次之……最下层者最愚蠢，万句不如一句，句句是废话，出口即垃圾——你嚷什么嚷，说什么说，听命就是，照做就是。
最下层者是谁?显然是无一官半职的平头百姓。归根结底，最最低贱者，平头百姓也。
对此，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噼噼啪啪扇耳光，从下往上哔哔砰砰磕长头的社会。妙哉斯言。
同理，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囊中羞涩者最低贱。财大气粗是很有道理的，“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筳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有钱人放个臭屁都有人喊好香，无钱人说句实话都被当作放屁，干犯众怒。如之奈何。
人，是无法自主选择家庭出身的，谁不想生于富裕之地小康之家?而一旦生于贫瘠之地糟糠之家，政府理应更加优待这些“不幸儿”，助其在成长之路上尽量缩小与“幸运儿”的差距，达到大致公平，如此施政才是“仁政”，才显人性。倘将人以城乡之别划分三六九等，厚此薄彼，区别对待，是无人道矣。
彻底破除地域出身观念，摒弃权势财位不良影响，平等尊重每一个守法公民，切实帮扶每一个弱势者，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秩序环境——让“低贱者”不再自惭形秽，令“低贱者”勇敢昂首挺胸，人尽其才，各尽其能——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一个人生机与活力，最终全面实现社会温馨与和谐。反之，这个社会一定壅塞阻滞，戾气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