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春末一个傍晚，我应邀去张抗抗家做客。那时候，她还住在复兴门外某学院的宿舍区。房间不是很大，不必担心抬头碰壁，可要小心抬头碰书。该摆书的地方，书柜书架书桌，都是书。其他地方，茶几、床头、电脑边、沙发旁，甚至过道，也是书。夫妇两位都是作家，整天忙乎的是和书有关的勾当，书多是必须的。我心里有点犯嘀咕的，是阳台上有个铁丝编织的篮子，应该是装鸡蛋用的，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却悬挂在挂钩上，像是吊起一个谜语。我猜不出。
后来，读到抗抗写的《鹦鹉流浪汉》，我恍然大悟。那是个冬天的寒夜，随着一阵北风，一只鸟飞进阳台。不速之鸟，原来是只虎皮鹦鹉，在鸟禽界很有知名度的。可此时它羽翎凌乱，形容枯槁，还伤了腿脚。一副狼狈相。这对作家夫妇，面对文稿，面对书本，面对电脑，向来得心应手，面对这个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空降难民，倒是慌了手脚。但还是义不容辞地收容了它，把它安置在铁丝篮子里，权当暂住屋。经过几天悉心伺候，它让人刮目相看了，英姿飒爽，活泼欢快地过起有吃有喝，无伤无害的小康生活。两位作家又一次享受到种瓜得瓜的喜悦。可万万没想到，风云突变。它只是在篮子里潜伏了两个星期，酝酿着越篮计划，此刻寻到机会，预谋得逞，冲出篮子，拜拜了。
抗抗无奈地写道，“我甚至没来得及对它喊一声：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冬季还没有过去，你会冻死在外面的啊……”“我们曾拥有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鹦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重又返回它的流浪生涯。”
篮子空了，却又被装得满满的。那是一个热心呵护者的真诚思念，一个温柔女性的纷杂思绪，一个杰出作家的深沉思考。三重“思”，篮子成了相思的物件。可以想象，那些天，一副颀长身影，经常会徘徊在阳台上，停留在篮子旁，久久不愿离去。某日，终于转回身，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段饱含哲理余音缭绕的精美文字——“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道它如今在哪里。也许它早已冻死野外了。但重要的是，它宁可冻死，也不愿囚于一室一檐之下。于是，寻找和回归自然，就成为它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有了相思的成果，空空荡荡的篮子，可以收起来，继续装鸡蛋了。
晚年的孟小冬，独居香港。在厅堂里，摆设个祭坛，整日香火缭绕，还有鲜花供果。灵位上大幅的黑白照片，呈现出的是梅兰芳的遗容。
1925年，北京的梨园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轰动一时的《四郎探母》。超级大名旦梅兰芳饰演番邦铁镜公主，杨家将四郎则由女须生孟小冬搭档。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却赢得了珠联璧合的完美效果，而孟小冬年仅18岁，还是个刚出茅庐没多久的女娃。有评论说，一个“比男人更男人”的女人，和一个“比女人更女人”的男人，阴阳颠倒，反差如此鲜明却又如此和谐的搭配，谱写了戏曲演出史上无比精彩的篇章。
两年后，这对粉墨场上的假夫妻，竟然成了红绡帐里的真鸳鸯。诗家誉为天作之合，大加盛赞：“真疑是戏戏疑真，红袖青衫俩俊人。难怪梅岭开最好，孟冬恰属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孟小冬期望得到的“名分”，始终未能如愿，并且屡遭羞辱。“红袖青衫”仅仅维持四年。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续三天登载了孟小冬《紧要启事》，声称对她如此处境，“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于是，在舆论和粉丝一片叹息声中，曾经的如花美眷，劳燕分飞了。直到1961年梅兰芳离世，孟梅二人，形同陌路，断绝了一切交往。
孟小冬妾命难逃，再次出嫁，作了杜月笙位列第五的姨太太。这位大佬，1951年就已去世。孟小冬不为他摆放灵位，反倒设置梅兰芳的祭坛，其中的缘故，我作为局外人只能胡乱猜想了。一张薄薄的遗照，镶嵌着怎样纷繁丰厚的内容?悼念的只是作为梨园同行的一代名旦，只是作为同台演出的杰出搭档?不仅如此吧。我敢说，一定还会有作为同床共枕的恩爱郎君。最后这个身份，为她带来长达几乎一生的怨恨哀愁，但浓浓的阴影，仍然遮盖不住短短四年中酿就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甜情蜜意。
孤身只影，无言独上西楼，心里被流逝的一江春水冲刷得空落落的，正如她嘴里无数次说出的杨四郎的那句念白“长叹空随一阵风”。虽说往事不堪回首，可肺腑深处，仍然沉淀着一片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怀。说穿了，正是挥之不去别是一番滋味的思梅心结。这个顽强牢固的心结，犹如难以医治的病灶，只有照片上那副黑白两色的面容，才是可以消解的一剂良方。
纳兰容若沉吟道，“分明小像沉香缕，一片伤心欲画难。”梅氏这张照片，我揣测，一准是那四年间拍摄的。常见的端庄英俊中，格外有一种沉浸在抱得美人归的自得和惬意。即使在静止的照片上，明澈灵动的眼神，仍然具有勾魂摄魄的魅力。孟小冬此刻瞥上一眼，还禁不住两颊飞红，心惊肉跳。随着灵牌前香火缭绕出的烟雾，在冷清的屋内和同样冷清的心底，回旋起的一股春风，把人带进曾经有过的四年旧梦中。手边有那么多照片，单单选中这一张，一定是花了许多心思的。那就多看几眼，多吹起几股春风，让旧梦更悠长更缠绵吧。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王国维这几句词，让我有了联想。如此虔诚地设置灵牌，大概还有另一份心思。会不会怀着“千千缕”的“旧恨”，请求九泉之下的逝者，对自己的冲动草率，给予谅解宽恕呢。是啊，如果当年不那么看重一时的名分，不那么大张旗鼓地刊登什么“紧要启事”，少一点激愤，多一点忍让，在皇城根边上的小四合院里，享受不缺乏荣华富贵的人间烟火，夫唱妇随，白头偕老，那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坎坎坷坷凄凄惨惨戚戚，不会留下一道一道的心灵创伤，该有多好。
面对照片，不论想的什么，归根到底，还是应了白居易咏叹的那十个字：“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最能寄托相思的，大概要属红豆。这有诗为证。史学大师陈寅恪，手里就曾经有过一粒红豆。
1940年，陈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某日见报纸广告，有人出售藏书，当即前往。挑来拣去，没一本值得选购。可售书者围前围后的，很是殷勤，觉得空手而去，不够意思。于是问，有没有其他要卖的东西。那人看出来面前这位儒生，并非等闲之辈，稍微犹豫片刻，告知陈先生，他曾去过常熟白卯港钱谦益的故居，就是号称红豆村的那处庭院。话没说完，陈先生一听“钱谦益”，一听“红豆村”，不禁“啊”了一声，顿时精神大振，连忙追问，阁下去过那里?那人回答，不但去过，还在钱家庭院那棵红豆树下，捡到一粒红豆。先生若感兴趣，我拱手相让。简直有如上天恩赐的这粒红豆，远比买到几册珍本古籍，更让陈先生欣喜若狂。他回忆说，“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我猜想，这天晚上，陈先生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用吃力的目光，凝视着捧在手心的红豆，心思却早已经到了西湖边上的绛云楼。在这间有73个由樟木板打成大柜子的藏书楼里，满腹经纶的钱大学士正和他比肩而坐，一旁的柳如是红袖添香，不停地端杯递盏。陈先生受宠若惊之余，一再表白对两位名垂千古的大师级人物的倾慕之情，尤其对他们不顾舆论的闲言碎语，敢于破除种种道德偏见，惊世骇俗的“行结郦礼于芙蓉舫中”。哪怕有人不理解这段姻缘，向彩船投砖扔瓦，可两人却“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的从容淡定，深感敬佩。所以不顾学识浅陋，决定撰写一部以此为题旨的著述，略表心意。这种打算已经酝酿多时，偶然获得的红豆，愈发坚定了这一信念。陈先生还特别请钱老先辈谅解他的直言，他斗胆认为，夫人柳氏除了气节品格可誉为“罕见之独立女子”，她的诗词作品，丝毫不比阁下大作逊色，《金明池咏寒柳》，绝对堪称明末词坛的扛鼎之作。所以他才不避讳掠美的嫌疑，硬是把书房名之为“金明馆”“寒柳堂”。当然，这个时候，陈先生并不知道最终完成的书稿，会由原来拟就的书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更改为《柳如是别传》了。
学术著作，大抵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晶。可陈先生这部《柳如是别传》，却另当别论。他是借助“释证”的研究方式，在“温旧梦，寄遐思”。甚至可以说，先生是通过“别传”，在与钱谦益柳如是进行心灵的贴近和情感的沟通。他一改作为学者常有的严谨严肃的冷峻面孔，展露出一个性情中人的真实情愫，不掩不遮地直抒胸臆，倾诉心曲。先生完全意识到，这是一次纯属另类的著述，引用项莲生的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加以自嘲式的辩解。
陈先生这档“无益之事”竟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1955年元旦，新年第一天，他一连作了两首诗，感喟“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后一首如此吟叹：“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可见对于“未成”，该有多么焦虑怅惘，简直是心急如焚了。这都是那粒红豆惹的祸。
因为是“笺释”，自然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陈先生已经失明，所需资料，只能凭借头脑对以往的阅读记忆来搜寻，之后依靠助手查证，落实到稿纸上。写作中涉及正史、野史、年谱、方志、诗话、戏曲、小说等等，统共六百多种典籍。六百多，真是叹为观止，令人目瞪口呆。想当年，钱谦益的绛云楼遭遇火灾，73大柜子藏书，全数化为灰烬。他曾扬言：“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陈先生完全可以说，天能禁用我两眼著书，却不能禁用我心腹著书。
1964年，当书稿最终完成时，陈先生双手抚摸厚厚的纸页，瘦削的两颊，染上一片喜色，干枯的两眼，热泪盈眶了。稍微平静片刻之后，他仿照佛门禅语的句式，请助手记录下来两段《稿竟说偈》，“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80年8月，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终于横空问世，成为读书界的一大盛事。可陈先生十一年前，已经离世，未免有点遗憾。九泉之下，还是会长长吐出一口气，感到无限欣慰。
红豆，到底开花结果了，而且结的是一颗沉甸甸的大果实。
萧红也曾经有过两粒红豆。那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采到的，给了许广平。许广平把其中两粒送给了萧红。后来，萧红的红豆，给了端木蕻良。端木为这个还情意缠绵地写了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才两枝。两枝皆思泪，留与见君时。”
1938年5月，萧红和端木在汉口一家酒店举行婚礼，很隆重。虽然萧红大腹便便，明知道怀着萧军的孩子，但她断然终结了和萧军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勉强维持了六年的同居姻缘。端木也知道有这么个孩子，但他一点不在乎，欣然表示接受。端木西装革履，萧红旗袍丝袜，在战乱时期，如此装扮，显示出一对新人对婚事的称心如意和美好憧憬。主持人胡风请新娘发表感言，萧红有过太多的失败失望的情感经历，面对新的婚姻选择，悲喜交集，忐忑不安，十分低调地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听到这个的确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不知道身为新郎的端木，正渴盼着洞房花烛那一刻，心头会激荡起怎样的心绪?
两年后，萧红端木来到香港。《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也是创作生涯的绝唱，就是在香港完成并问世的。1942年1月22日，仅仅在人生旅程走了31个春秋的萧红，香消玉殒，客死他乡。起自塞北的漂泊一生，造就了一颗终止南国的漂泊亡魂。可悲，可叹。而在她病情危重的最后44天，端木只是委托同是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骆宾基，承担唯有亲人才该承担的义务，围绕病榻照料护理。作为丈夫，他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不见踪影。幸好，临终前，总算照了一面。去火化的路上，端木用指甲刀剪下萧红的一缕青丝，放进西服口袋里。按照萧红的遗愿，她把作品版权分给了弟弟、萧军、骆宾基三人。作为最至亲的端木，两手空空，但他有一缕青丝。与红豆相比，青丝来自肌肤，曾经和血肉和灵魂融合在一起，是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更为珍贵。这是他独自拥有的，别人无法分享的精神权益和精神财富。
端木为那44天，在此后超出44年的漫长岁月里，背上了十字架一样的沉重负担，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种种质疑斥责，乃至诋毁谩骂。他不回应，只是默默地厮守着那缕青丝。它已经成为一条纽带，日日夜夜，岁岁年年地传送着绵长的思念。
直到1992年，呼兰县政府在萧红故居旁的西岗公园，重修萧红墓地，端木才把珍藏整整50年的青丝，连同他那份积存50年的厚重相思，一起放进妻子家乡的那片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