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三国到唐宋元明清，出了数百名皇帝，若推选最聪明的皇帝，我要给大宋朝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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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一次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问宰相：“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宰相说：“臣以为不妥。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门下侍郎接话：“如此，不若杀之。”“何故?”“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门下侍郎毫不客气地回敬：“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孝宗好围棋，“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国手赵鄂。赵自恃得宠，向皇帝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赵去拜见外廷葛中书，葛一点也不客气：“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又去向孝宗诉苦，孝宗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光宗朝，左右近臣每每请求“恩泽”，光宗总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还有中书舍人楼钥也直接告诉光宗：“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
这几名君主，有明君，也有昏君。在宋朝，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庸，都无法由着性子“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制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强势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叹一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吴钩/文)
一些读者可能会说，宋朝皇帝太窝囊、太无能，堂堂天子，杀个人、提个官，居然要看宰相、中书等人的脸色，还害怕“缴奏”，这皇帝当得有啥意思?
可我觉得，不开“金口”、不独裁、敬畏规则等，恰恰是宋朝皇帝最聪明、最伟大、最可爱之处。
宋朝皇帝们懂得最基本的常识：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也是肉眼凡胎，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不会先知先觉。天子如能听取不同意见，集体决策，于个人、国家善莫大焉：个人不会因固执己见而一条道走到黑，干出蠢事甚至犯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国家不会因个人的错误决策出现大倒退、大崩溃，百姓不会受苦受难，民不聊生。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皇帝主导下，宋朝还建立了“中国式分权与制衡”政体，其主要特色是“二权分立”：首先是君权与相权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垂拱而治”。宰相的职责是组阁，治理天下，即“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诏书表达的通常是政府的意见，皇上只是照例批准。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否则无效。
其次是政府与台谏的分立。为了防范宰相擅权、滥权，宋朝建立了台谏制度，政府系统与台谏系统是平行结构，君主与宰相颁行的诏书、法令，台谏有权追缴回来。宰相有过失，台谏可“风闻言事”，进行弹劾。宰相一旦受到弹劾，即暂停职权，“待罪”家中，等候裁决。(资料来源同上)
“如此精妙的政体结构，体现了中国式分权与制衡之美”，它是开先河的开拓性举措，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真乃大聪明、大智慧，不服不行也!
可惜，宋朝之后的元、明、清朝，没有继承“二权分立”的优良传统，反而强化了皇帝的独裁专制，“朕即国家”，朕就是“神”，“君权高于神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皇帝权威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一人治天下，以一人敌一国”，“言出法随，赏戮由心”，由此造成了无数悲剧。当西方国家摒弃了封建专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现代化进军的时候，我们却在强化封建皇权，沉溺于“天朝上国”的梦呓之中，最后被“蕞尔小国”的大炮轰开国门，才如梦初醒。
宋朝向前走，元、明、清朝往后退，这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些玩权术、搞独裁、说一不二、自以为聪明的君主，其实是“小聪明，大愚蠢”。只有像宋神宗、宋孝宗那样能凝聚集体智慧的顺应历史潮流者，才是聪明的好皇帝。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