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雁泽，又号西峰居士，福建侯官人。他是晚明一位伟大的文人。他的诗文创作丰富而独具特色。上至当朝权臣，下至布衣之交，都对曹学佺的诗歌给予了肯定，如叶向高在《曹大理集叙》中称：“大理诗刻意三百篇，取材汉魏下及王右丛、韦苏州，其文则如韩昌黎所谓‘凿凿乎惟陈言之务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节纤以婉，其辞清冷而旷绝。”正如《明诗综》所言： “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嚼然不滓 ，尤人所难。”①
曹学佺与竟陵派领袖人物钟惺的直接交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当年曹学佺39岁)秋，钟惺及其弟自南京归。途经浔阳时，过访曹学佺，谈诗甚欢。《石仓诗稿·雪桂轩草》之《初秋浔阳客园，钟叔静见过，同郭卫邦、吴明远分赋，得“我”字》云：“纪游无俗韵，谈诗具风雅。嵇生懒已成，郢客和云寡。乐此新相知，浑然为故我。知君有归思，欲发犹未果。持将平生欢，信宿焉能写。”《隐秀轩诗集》五言古诗有诗歌《浔阳经曹能始庐下怀寄，兼贻梅子庾》，从中可以看出曹学佺非常欣赏钟惺，并有相见恨晚之意。第二次是天启二年钟惺福建任督学时，常常与曹学佺在石仓园中诗酒唱和。学佺有诗歌《伯敬以石仓诗见枉作此答之》。第三次是天启三年钟惺自闽返楚，到家后寄给曹学佺一封书信，谭元春为此题了一首绝句怀以记之。曹学佺的《喜茂之至，有述》，诗云：“熟径任苔生，新亭随鸟下。露重畏萧晨，月至惜佳夜。理咏久寂寥，闻蝉日消化。丘壑喜独存，簪缨悔迟罢。”通过这首诗，王夫之总结曹学佺诗歌：“幽细狷洁，或疑石仓诗颇为竟陵镐矢者在此。乃其端重有局度，自然君子之章，竟陵不得而借也。石仓气幽，竟陵情幽，情幽者暧昧而已。竟陵外矜孤孑，中实俗混，鄙夫之患，往往不能自禁。”可见，曹学佺的诗歌受到竟陵派的影响。
钟惺刊刻《诗归》一方面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李攀龙等后七子的“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追求自己的“厚” “深”的文学主张。在刊刻过程中，曹学佺提出了宝贵意见。曹学佺在《石仓十二代诗选·唐诗选序》中明确提出：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评诗则不可;评史者欲其尽，评诗者不欲其尽也。曹学佺认为诗歌讲究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好尽则违背了诗歌的艺术本质。曹学佺提出的这一见解是非常中肯的。钟惺在《隐秀轩集》文往集之《与高孩之观察》中引曹学佺之说曰：“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未免有痕;又言诗归一书，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钟惺刊刻《诗归》时都作了解释。钟惺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作序，序中指出：取能始之慧心，不难于作，其博识，亦不难于述。唯是以作者之才，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辞从吾心手，而事辞之出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于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尽出其面目，以让能始为述者也;能始有所不敢尽出其心手，以让古人为作者也。理者相生，权实相驭，是为难耳。钟惺的序充分肯定了曹学佺的著述之精神与自己的观点是一样的，可以说是钟惺倡导理论的具体实践。自钟惺到福建后，一直为曹学佺的才学所折服。在给谭元春的信中多次探讨曹学佺的诗歌特色。《隐秀轩集》文往集之《与谭友夏》曰：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近日诗文有浅率之病。”钟惺作为竟陵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理论很多都得益于曹学佺。
钟惺和谭元春不仅和曹学佺直接交往，而且广泛地和以曹学佺为中心的闽地诗坛人物交往，从而大大扩大了竟陵派诗歌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林古度和商家梅诗风转变上。林古度和商家梅都是福建人，很早就得到曹学佺的欣赏。先看曹学佺对林古度的影响。曹学佺和林古度“发三山，来健康，上匡庐，观瀑布，游阳羡，探善卷、玉女之奇”。(王士禛《林茂之诗选序》)可以说正是在南京的这一年，林古度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参加了诸多社集，基本上都是和曹学佺在一起，或者曹学佺周围的友人如吴兆、臧懋循、柳应芳、梅蕃祚和胡宗仁等，还和曹学佺一起，与袁宏道有过交往。曹学佺诗歌中都有记载如《石仓诗稿·芝社集》有诗歌《琼河夜泛至鼓崎，舟中限韵，刻烛成五言绝句十首，同吴非熊、谢耳伯、徐兴公、林茂之同赋》，《荷亭小集，同吴非熊、谢耳伯、周方叔、王相如、徐兴公、林子真、林茂之诸子分赋五言古体，得“筵”字》，《石仓文稿》卷三有诗歌《游天柱山记》云：“癸卯冬日，同林茂之出长泰南门渡河，中路有溪，天柱之水出焉……”等。
由于曹学佺的提携和引荐，林古度在文人圈子里颇有名气。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十七指出，曹学佺的诗歌“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王士禛还在《渔洋诗话》中摘了林古度诗歌如《入白门》《浔阳别曹汝载》等，认为“刻意六朝，未染楚派”。这里的楚派也就是指竟陵派和公安派等楚地作家群。但是自万历己酉和钟惺交往后，则开始认同钟惺的诗歌创作，开始追随钟惺。万历三十八年林古度到达京城，与钟惺、谢肇 交往频繁，钟惺诗歌记载如《灯花赋》。这一年，林古度诗风大受钟惺影响，逐渐有了钟惺倡导的孤峭之风。万历三十九年钟惺再次来到南京，先后寻访林古度。万历四十五年，与钟惺一起游雨花台、灵谷寺、牛首山等地。后钟惺将《隐秀轩集》交由林古度在南京刊刻，足见二者的交情。万历三十九年至万历四十年，钟惺还把谭元春引荐给南京的各位友人，其中林古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谭元春来到南京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林古度。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卷十六之诗歌《吴圣初许以园林见借读书，同茂之往观之，因题壁》云：“结侣先结懒，闭门志则一。静对野塘间，以待花事毕。”可见林古度和谭元春也是志同道合之辈，二者惺惺相惜。王士禛《林茂之诗选序》称其“壬子以还，一变而为幽隐钩棘之词”。林古度的诗风倒向了竟陵派。
商家梅来到福建，也围绕着曹学佺，逐渐确立了诗坛地位。他和曹学佺的交往也多见曹的诗歌。如《石仓诗稿》卷二十七《淼轩诗稿》有诗歌《九日，石仓登高，喜谢在杭自滇中迁粤西，宪长至，各赋五言古风，分得“屑”字。客为汪善卿、陈汝翔、周乔卿、高景倩、陈叔度、徐兴公、李子山、商孟和、康仙客》，②《石仓诗稿·夜光堂》有诗歌《吴兴华大生、清漳黄维良、广陵骆以狂及社中徐兴公、陈泰始、陈叔度、李子山、陈盘生、吴汝鸣、林异卿、商孟和、女郎长君再集石仓，初憩琴香榭，泛舟，宿夜光堂，分得“经”字》等。商家梅不同于林古度，他在南京的根基较浅，和曹学佺的关系也没有林古度跟曹学佺那样深厚，是礼貌的诗酒唱和，而不是知己的推心置腹。后钟惺推荐到况之骏家做家庭教师，他的生活有了着落，也更加追随钟惺，而且商家梅还恳求钟惺为之选诗。钟惺为之选定《种雪园诗》五卷且作序。况之骏《妙远堂集》文收集《商孟和诗序》称“已折节钟伯敬淡远古质之致，名稍稍去之”。 钟惺还同吴兆、谢兆申等人交往频繁，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竟陵派诗歌理论得到认同和宣扬，甚至取代公安，成为反复古的领军人物。据《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吴处士兆》称“能始与非熊尤相得，偕游闽中诸山，及武夷、匡庐、九华，复还白下”。谢兆申，福建邵武人。曹学佺对其褒奖有加。曹学佺诗歌多有记载如众人在白龙江、鼓山一带游玩(鼓山和白龙江都是福建地名，白龙江又称南台江，水流穿过市区，绕过鼓山脚下，汇入马江，奔流入海)，徐蛤《鳌峰集》卷十有诗歌《同沈从先、龚克纯、曹能始自白龙江泛舟，至鼓山舟中作》。《新安二布衣诗》之《吴非熊集》有诗歌《月夜琼河泛舟至鼓山，谢耳伯、徐兴公、曹能始、林茂之、共拈险韵，十字刻烛成诗》，《谢耳伯全集》卷二有诗歌《将游鼓山夜发琼河至鼓崎，共拈险韵十字，刺烛成咏》。曹学佺还为其文集作序，《谢耳伯文集初序》云： “余友谢耳伯之文，杨子云之一脉也……杨子云之词病其艰深者固多，若深嗜而笃好之者不少。夫古今之评文，大抵评己文耳……崇祯庚辰岁孟秋之朔，友弟曹学佺撰。”
曹学佺作为闽地诗坛的领袖，其诗风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然而随着交往的扩大，其影响力也发生转移，身边的文人出现分化，有些如上所述，文人倾向于竟陵一派。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谢布政 》中感慨：“在杭之后，降为蔡元履，变闽而之楚，变王李而钟谭，风雅凌夷，闽派 从此熸矣。”钟惺通过与曹学佺以及周围诗人的交游，以此为突破口，逐渐变易了闽地诗坛的格局，使得曹氏及其创作最终没有产生“靡天下以从之”的效应。钟惺发展壮大了竟陵派，从而取代公安派成为反复古的中坚力量。曹学佺为他人做嫁衣。这种现象引起后人的注意。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十七提到： “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无诗，唯侯官曹能始宗伯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许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然海内宗之者尚少。钱牧斋所折服，惟临川汤先生义仍与先生二人而己。”其中有王士禛对竟陵派的偏见，但他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曹学佺没有在全国成为诗坛领袖的原因——钟惺分化了曹周围的闽地诗人。朱彝尊在其《静志居诗话》中称： “明三百年，诗风屡变，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闽粤风气，始终不易。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嚼然不滓，尤人所难。”③的确，曹学佺和谢肇淛两个人同样和竟陵派交游颇多，但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
曹学佺和钟惺、闽地诗坛和竟陵派之间此消彼长的历史现象非常值得研究。笔者认为曹学佺没有在全国诗坛占据重要位置，是他所在的时代的悲剧。纵观整个明朝，今天我们依然热衷研究的无非还是那些派别，也就是说只有个人依附于某个派别，那个诗人才有可能进军全国诗坛，才有可能流芳千古，否则就可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