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妈上班的地方，叫废品收购站。
那些“废品”里面，有一样是最多的，那就是书。我妈只要看到品相好的，经她鉴定属于无毒无害、健康向上的，就会抽出来，拿回家给我看。
我的书因此源源不絕，根本看不过来。其他小朋友要和我拼书多，一般是拼不过的。他们不是跟我拼，而是跟把书当“废品”卖掉的广大人民群众拼，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当时，有些大人很看不惯我抱着大厚书的样子。他们觉得，一个上小学的瘦弱孩子天天啃大部头书，对他们每天抠脚打麻将的生活是一种冒犯。有一次一个阿姨到我家里来，看见我在看《三国演义》，立刻有些鄙夷地说：“哟，你一个上学的人，还看小说啊!”她倒也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她把书翻来翻去，精心挑了里面的一个字，是檄文的“檄”字，问我认不认识。
可恶的是，我还真不认识那个“檄”字!随即我便被她一通羞辱，什么小孩子看不懂就不要看啊，看小说很影响学习啊，等等。这件事，让年幼的我懊恼了很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偏不认识那个“檄”字呢!
我能接触武侠小说，也多亏了我妈。她给我拿书的时候，“政治鉴定”非常粗糙，一般只看看标题，随便翻翻，没发现色情、暴力内容就算审过了。
有一类能过审的，就是武侠小说。我读到的人生第一本武侠小说，叫《金麒麟》。还有一些据金庸的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之类，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金庸。
我惊奇地发现，这些连环画的文字都特别精炼，很见功力。后来才知道原因：那都是金庸小说里的原文，能不精湛吗?
到了中学，随心所欲看书的自由时代宣告结束，阅读的环境变得严峻。家长开始意识到武侠小说“害人”了，看见我的盗版《神雕侠侣》，“侠侣”二字让他们很不安，封面还画着一男一女一飞禽，其乐融融，更加让他们胆战心惊，于是坚决禁读。学校里，老师更是严厉打击武侠小说。
我把武侠小说东藏西藏。金庸老爷子被塞在褥子底下、家里的挂画背后，反正周游了家里所有阴暗的角落。这些书大都是租来的，一本书的押金20块钱，一旦被缴，我将损失惨重，直接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这些金庸迷艰难地生存着。终于有一天，危机达到了顶点——有人在报纸上炮轰金庸，说金庸的小说是“鸦片和妓女”。我们感觉遭到围剿，四面楚歌，世界眼看就要崩塌了。
于是，我搞了几张信纸，写文章洋洋洒洒地骂了那些人一通，郑重地贴上邮票，信封上写“投稿声援金庸”几个大字，寄到报社去。然后，这封信就像绝大多数人送出的第一封情书一样，再没有了回音。
金庸的小说真的是“鸦片和妓女”吗?它至少没有把我变成“烟鬼和嫖客”。对我来说，它更像一个好玩的房间，有很多门，都通向未知。走进去，会发现越来越多好玩的房间。
比如看了“射雕三部曲”，我就对宋史感兴趣了，有一阵去找了很多有关宋史的书。看了《越女剑》，以及金庸给《三十三剑客图》作的传，忽然就对唐传奇感兴趣了，又去搜罗了唐传奇的书来看。
金庸让我开始懂得杜甫。在我原本的印象里，杜甫是一个无聊、枯槁，一副胃疼相的老头，可是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却说中国文士都会作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郭靖都这么说了，我能不认真反思一下吗?于是开始找杜甫的集子看。今天我成为杜甫的“死忠粉”，就是靠郭靖做的媒。
在我们小的时候，书被分成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如果它叫语文、代数、几何，或者什么“国学”“世界名著精选”之类，它就是“有用的”;如果它是金庸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书，那么就是“没用的”。
一个孩子拥有了一个喜欢的作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不管他是金庸、王小波还是余华。
孩子如果喜欢金庸，家长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不妨和他一起读。一起读了，才能交流，不然你们只能鸡同鸭讲。
你还可以带他从金庸这一个房间，走向更多的房间。比如你干脆就送他一本傅国涌老师的《金庸传》，让他对金庸了解更多，让他知道金庸的政治立场、办报历程、爱情故事，他就不会只关注什么六脉神剑、降龙十八掌之类。
你还可以送给他一本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告诉他：“这是金庸少年时父亲给他的圣诞礼物，对金庸影响很大的。”这样一来，他能不试着去看看吗?
你还可以给他一本《基度山伯爵》，告诉他：“金庸的《连城诀》就是模仿这本书写的。”他能不好奇吗?也许他就因此喜欢大仲马了。
我这个人不懂赚钱，不懂投资，但读书是至今我最成功的一笔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