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起曾经看过的《第二起跑线》。大下午的，守着电视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找过去，直至天黑才知道，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它就停播了。在我的印象里，起跑线就是黑色渣土跑道上用白色石灰画出来的一条线，100米的和800米的不一样，800米的和3000米的又不一样，到底哪条是第二起跑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从小学到高中的9年，起跑线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9次，每年秋天，从未缺席。这9年，起跑线总共在跑道上出现了27天，我却从未站在它的前面，下蹲，等待发令枪响，然后狂奔。于我而言，起跑线不过是将某个时间节点仪式化。就像过年只是告诉我时间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外表，就像这条黑色的渣土跑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靠自己去定义。当我在跑道上狂奔的时候，对手从来只有时间和自己。
我出生在一个因巨大的厂矿企业而形成的小镇上。在那里，不论你站在哪个屋顶，向西望去，总是绵延的工厂、高炉、烟囱、铁轨和农田。在我上学之前，几乎镇上的每一户人家都仰仗着那片厂区过活，自给自足般形成了一种近乎完善的社会生态，有政府、有法院、有报社、有电视台、有医院、有学校，还有商店和食品加工厂。一條14公里的道路连接着城市与小镇，路的两旁是无尽的田野和小山丘。慢吞吞的公交车用40分钟的时间，切换着两个世界的画面。
在小镇的西南和东北两个对角，坐落着我的小学与中学，两者间的距离走路不过20分钟。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家搬过一次家，从小学附近搬到了中学旁边。时常在饭桌上，我开玩笑说父母的这个行为堪称当代的“孟母三迁”。四年级到六年级那两年的放学路，也是我小学生涯里仅有的一段无比曼妙的时光，因为路上有同桌的惠英。
我还记得放学路上，我总会路过一个修鞋的小摊子。那是在一个路口，修鞋匠是个中年阿姨，个子很矮，常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上衣，外面还挂着一件人造革的围裙，藏蓝色的袖套很容易把别人的目光引向她的手——一双粗糙的、指甲修剪得极短的手，手掌总是黑黑的，一只手拿着待补的鞋，另一只手拿着锥子，在鞋底钻孔引线缝合。
修鞋摊边上有卖炒货的固定摊位，也有卖炸货的三轮车，还有的小贩干脆搭了个简易的小棚屋卖起了麻辣烫、刮凉粉，每日固定出现在路口的是3个卖水果的小贩，各自支起一把大的遮阳伞，风雨无阻地矗立在路口，有人经过就吆喝几声在售的当季水果。
起初，我还不敢跟惠英说话，放学路上只是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亦步亦趋，和其他男生一起，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自我满足般地走着。超过她时借机回头笑着打一声招呼，更多的时候则是在那个有着修鞋摊的路口，一起买炸货，看着油锅中吱吱作响的臭豆腐、兰花干、鲫鱼、香蕉，问她：“这个好吃吗?”
四年级之前，惠英一直坐在我的前排，直至四年级我们才成为同桌。3年里，面对同一个背影，光是看耳朵轮廓的弧度、马尾摆动的频率、肩膀的起伏和脖子的曲线，我就能在人群中第一时间认出她来，这或许就是朝夕相处的力量使然。
某天放学后，我和惠英因为作业没做好被老师留校罚抄。那天下着雨，乌云密布的天让教室变得昏暗，除了雨声，能听到的就是我和惠英在罚抄作业时，笔尖划在纸上的“沙沙”声。老师坐在讲台上批改着作业，我看到身前的肩膀有些小幅度的耸动，那是惠英在哭。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躲了一下，只见她左手抬起到头的位置，动了两下，然后转身，红着眼睛，还有一滴眼泪挂在下巴上，看着我。
我一时语塞：“那个……橡皮借我一下。”惠英点了点头，转回身，我也在这时拿起笔和作业本坐到了她身边，接过橡皮将抄好的作业又擦掉两行。我把橡皮放回惠英的文具盒里，她啜泣着小声说：“这是我第一次被留校。好怕。”我笑着看着她，在那一瞬间突然明白语文课上老师讲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指的是什么了。
小学时，每年“六一”，学校都会组织文艺会演。在操场，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主席台上的同学们表演，长得好看的惠英就在其中。六年级，惠英参加学校舞蹈队的表演。节目开始之前，她从我身边路过，我抬头望着她深蓝色的百褶裙，想象裙下是长及大腿的白色丝袜，白色的小短裤在她的步履间若隐若现，那画面极像筱山纪信的摄影集《少女馆》。那一瞬间，所有的朝思暮想都成了魂牵梦绕，或许，那就是我的第二起跑线，开启了我对女性的美好想象。
2
初中，我在一班，惠英在三班。若非刻意，几乎只有在课间操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见她穿过晴日里满是灰尘、下雨天又是泥泞的渣土跑道，走到她们班的队伍里。那时候，我们两个班的男生几乎都知道我喜欢惠英，于是课间操开始前，跟我关系不错的男生都会跑过来，开玩笑似的推搡我，吹着口哨，笑着闹着说：“惠英来了!看见没有，那儿呢，那儿呢!”然后指指点点。那3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仅在初三的运动会上，因为班级间的一个小纠纷打了个照面。
幸运的是，高中我们又成了同班，不过我和她没有成为同桌。
一次化学课上，同桌递给我一张语文卷子，是惠英的。我诧异地看着同桌，问她怎么回事。原来，惠英的作文考砸了，语文老师开了个小灶让她重写。而她选择信任我，要我帮她改一改，教她怎么处理好这篇作文。我坐直了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往后仰，穿过同桌的后脑勺望向惠英。惠英也在那时望向了我，我又看到了那双熟悉的水汪汪地泛红的眼睛以及挂在下巴上的泪珠。
高三那年，惠英家发生了一些变故。每个中午，都是我陪她一起回家。有几个月，我见她情绪不好，上课的时候没精神，我就会拿起本子，写个小故事递给她。她会打开本子，看完后常常“扑哧”一笑，然后看向我，写上两句话，又把本子递了回来。没有短信、QQ和微信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在课堂上说话。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笔记本被传开了，有些男同学就慕名找到我，让我代笔写情书，一篇5块钱。每次都是我写好之后，他们自己抄一遍再交给喜欢的姑娘，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信到了哪些姑娘手里，直至高三毕业，惠英才告诉我，那些花钱雇我写情书的家伙都是她的追求者。 在我们一起经历的最后一次校运会期间，天气很好，深秋的太阳总是能把一切晒得懒洋洋的。惠英拉着我在操场上没有比赛的区域走着，她小心翼翼地在跑道的水泥边沿上保持平衡。我在后面看着那双白色的帆布鞋交叉着往前走，她瘦弱的身躯被装在了有些肥大的校服里。突然这个活泼的身体转向了我，跳跃了两步站到我的面前：“我问你啊，假如我突然就在你面前消失不见了，你会怎么办?会不会到处找我?”我看着那双眼睛，目光划过鼻尖停留在略带粉色的唇上说：“不会，我会在原地等你，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见我的。”我看到了一个笑容，接着是马尾从我的鼻尖扫过，那个双手背在身后的躯体继续雀跃着向前。
3
今年过年，刚刚回家不久的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惠英，她说许久不见，想请我吃饭。我们回了一趟学校，这么多年过去，那条渣土跑道一点儿都没变，我们绕着它散步。还和以前一样，惠英在前面走，我双手插在裤兜里跟着。
“当年，你们男生为什么都喜欢有致姐?”惠英毫无征兆地转身，眼睛盯着我。
“有吗?”我笑着说，“喜欢有致姐的人很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吧?”
有致姐是当年学校里的万人迷，和惠英是闺密。就像所有的双生花一样，争艳是常态，只是当时因为家里的变故，造就了惠英过于安静的性格，讓她在男生眼里少了许多魅力。毕竟，青春期的男生，哪个不爱活泼、阳光、发育又好的散发着荷尔蒙的女孩?
“你就是其中之一，好吗?还狡辩。”
“你不能把我当时纯洁的革命友谊污名化，那些年我一直有喜欢的姑娘。”
“是谁?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哈哈哈……”我摇着头，“是你，你信吗?”
她仰着头，有些趾高气扬地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十分调皮地双脚踩在跑道的水泥边沿上保持着平衡。
惠英和我坐在操场主席台旁边的台阶上，南方的冬天有些湿冷，吹过的风让我们都裹紧了衣服。
“你和你的‘缪斯’怎么样了?”这是惠英第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给惠英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这也是第一次在我给她讲的故事里，女主角不是她。她只是在故事的结束时说：“真好，真好，她很好，你也真的很好。”
吃完饭，回到家。陪着我妈看电视的时候，她说：“惠英带男朋友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皱着眉头望着我妈：“不知道啊，刚刚我才跟惠英一起吃的饭。”
“她应该是要结婚了，买菜的时候我还碰到她妈妈，她妈妈跟我说的。”
数月后，我收到一张结婚请柬，寄件人是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