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卵石铺的巷子，左拐至夹道白墙翘檐的私塾院，雕花戏楼便不远了。
雕花戏楼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后修缮于民国十年。那时，镇子是溯水上下的码头，南北来的客商喜落脚于此，一条街的客栈、药局、戏楼也应运而生。来雕花戏楼唱戏的是一伙益阳的地花鼓，在红漆立柱、轿顶黑瓦、雕花镂空的戏台咿咿呀呀地唱。据我的祖父讲，那时的雕花戏楼有几个好妹子，生得高挑白晳、俊俏灵动，举手抬足间，江南女性的媚态和娇柔酥得好多老板的骨头都碎了。
雕花戏楼唱戏在十月之后，一季的稻禾收了，地里的薯和苞谷也进屋了，吊脚楼上一串串红辣椒熏红了北风，天气不冷不热，既是农村人上船或拉纤或卸货打零工的日子，也是生意人忙碌的时候。这时，小镇的客栈挤满了人，隔近的吊脚楼也被船家租了落脚。而雕花戏楼也敲锣打鼓开起张来。
益阳那伙地花鼓一进镇，熟门熟路，在码头、客栈、村庄贴出了告示，即某月某日某时在雕花楼唱某某戏、欢迎光临之类，还画了与剧目相关的彩画。因镇上姓刘的多，唱戏也是由各地客商土豪赞助的。每年开场戏唱的是《刘海砍樵》，所以，第一幅宣传画必是一个高帅的哥哥拿着一根扦担，旁边站着一个娇艳柔美、摇着白羽扇的女子。
看戏的人穿着长袍短褂，坐雕花戏楼的草坪的椅子上，前排是赞助的贵宾，沿后是镇上的绅士和有名气的孬子头。整个戏场，官道、旁道一览无余，社会阶层的高低，在这里毫不客气地体现。等锣鼓响了，戏帘拉开，剧团的老板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致了辞，场子就井然有序、不吵不闹了，小孬子也缩了脑壳，不爬戏台偷窥那些扮小姐丫鬟的妹子了。
那年，剧团一个吹横笛的老头回去了，老板请村里的刘大用去顶缺。刘大用才二十来岁，平时无事时在吊脚楼的木栏上兀自地吹笛，吹得一村的小媳妇小姑娘心痒痒的，才开花的小妹子辗转于木板床上，半夜了还睡不着觉。他长得白嫩，书生的样子，去雕花戏楼吹笛，那个冬天村里好多人去看戏看痴了。
小媳妇和小姑娘站在台下，看着赶考的书生与小姐相遇、在绣花楼里共枕同被，心便怦怦乱跳，脸烧得微红。镇上好多后生最能察颜观色，看她们春心漾了，就邀她们去乌篷船上划桨，说，二妹子，这个剧陈腔旧调、年年演年年唱，早腻了，不如到船上玩，下午看新剧。姑娘们听了，瞄一眼后生，跟在他的屁股后走了。
而村里的男人们也邀几个好友，在雕花戏楼旁边的酒栈坐下，大声嚷嚷着叫一壶酒、点一盘小菜，透过窗口看河上张帆的船舶。
镇上的酒，王大妈的米酒好，甜的、烈的、绵的都有。那清亮淡蓝的米酒，像一池秋的潭水，深邃、苍老。有时，雕花戏楼唱地花鼓的戏子来，男的温壶烈酒，女的则温壶甜酒，还娇声细气地说，打个蛋花，放些红糖。王大妈对红糖蛋花酒十分仔细，她也是女的。一种像节气一样的花，每月开一次，每月又谢一次。
戏越唱越高潮，天气也越来越冷。祖父说，民国十七年的那场雪下得大、下得凶，漫山遍野的白，好多树折了腰、断了枝，鸟儿赖在冒着热气的泉池里不走，麂子奔跑的蹄也被冰磨出了血。雕花戏楼台上台下烧起了火炉子，木炭的火星弹起，与北风四窜。这雕花戏楼除当面戏楼是一栋两层的楼台、四围却只青砖白墙，说白了，戏场是敞开露天的。下着雪，看的人不来了，戏也唱得寡淡乏味，刘大用带了一行人到村里，踩得积雪叽嘎叽嘎地响。村里的人从窗棂口透过去看，其中一个妹子是唱《刘海砍樵》中那个扮狐精的女子。她穿着一套细碎红花的洋布衣，边走边哈气暖手，脸的两颊冻得绯红。刘大用手里拿着笛子，常常贼一样瞟眼扮狐精的妹子，说，看，岭上一只飞鹰哩!
那飞鹰盘旋在高高的雪白的山顶，风张开了它的羽毛，随着风滑翔飘移。刘大用把一行人带回家，村里好多小媳妇小妹子去玩，悄悄去与扮狐精的女子比美丽，但都被扮狐精的那种妖艳比下来了。说真的，有她漂亮的，没有她的气韵;有她气韵的，没有她那么漂亮。刘大用的娘很好客，进屋就在桌面上倒了一升炒花生，还有半升炒南瓜籽。晚上，从鸡笼里拖出一只公鸡，一刀宰了。他们吃着饭喝着酒，对湘西柴火熏的腊肉赞口不绝。腊肉那黑色的烟垢，已被刘大用的娘用淘米水洗净。陈皮黄的肉，瘦的，肉紧而有嚼劲;肥的，油而不腻，散发着浓郁的木柴清香。
雪还是下着，时断时续。接着，便是冰冻。村里有一伙人开始躁动了，呼一堆狗，背一杆鸟铳，在村子对河两岸的山上吆喝、追赶。刘大用对地花鼓一行人说，那是打野，他们正在赶一条红毛野猪呢!这样的天气大概等了十天半月，地花鼓团一行决定今年不等不唱了，便顺着河下了益阳。临走时，刘大用送他们到河边，回来双眼红红的还肿了。
以后的日子像风一样在变，雕花戏楼年年有人演，可益阳地花鼓再没上来。村里人对比了各剧团，说，还是刘大用吹笛的那一伙地花鼓唱得好啊。说这话时，刘大用正在家里吹笛，只是至今未婚。村里的阿婆给他做媒，他先是一声不吭，说多了久了，还骂人了。等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干脆搬进了雕花戏楼。这时的雕花戏楼不再有人唱戏，只见一队队的村里人去开土修水库，还有一队戴袖章的人扬言要拆了封建社会残渣般的雕花戏楼。
有一天戴袖章的终于进了雕花戏楼，刘大用正苍皮垢脸地埋头往灶膛里添火。他们说，你搬出去，我们要拆雕花戏楼了!刘大用缓缓抬头，说，为什么?他们说，这是封建的残余，你懂么?
刘大用环视了这伙愣头青，斩钉截铁地说：“懂!我怎么不懂呢?如今，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正在占领它!”说着，对着他们一柴火棒扫过去，跺脚道：“谁叫你让我没地方住!兔崽子们。”那一晚，雕花戏楼唱了一夜的《刘海砍樵》。
雕花戏楼好像就这么没拆。我祖父说，刘大用根正苗红，他占领的地方他们放心。
此后的刘大用经常出现在山里的红白喜事上。上个世纪八几年的时候，他就靠一根笛子、一曲戏剧混日子。那时，村里的生活又日渐好了，吃饱了饭，又想看戏了。村长找到刘大用说，刘大用，给村里教场戏!
教戏的都是些兼职师傅，白天干木匠活、棕匠活，晚上被邀在雕花戏楼里一句一句地教新手唱腔、手法和脚步。村里那几个十几、二十的年轻女孩和后生，模仿能力强，不久也学得像模像样。这时的木房子里空前热闹，除了花鼓团的人，还有因长相和个子差落选的青年，以及打拐杖的老人。小屁孩也多，在人堆里追逐，钻来钻去。 那时，我已是小屁孩的一个，生性顽皮，极不受剧团欢迎。一般脚还没站稳就被刘大用赶出来了。我们窝在院子外面，听里面时锣鼓喧天、时唱、时白、时笑得吵成一团，我们的贱性自然来了，也不叫嚷和跑了，躲在外面挤着往门板缝里瞅。
山里的冬天有些寒。屋里的火炉子里木炭烧得火红，火星子往外叭叭蹦。屋外的风使劲刮，门都被关得紧缝了。我们跺着冻麻的脚，哈着冰痛的手，鼻涕稀落落不设防流出来。等剧团的人散了、门敞开了，我们就鱼贯进去，守着炉子要烤半来个钟头身子才暖和。回来，一双冰凉的脚伸进被窝里，把老妈都冰醒了。她捂着我的嫩脚，责骂道，小家伙会看个屁戏哩!
看不懂戏也要去的。当时，既没电视也极少放场电影，这冬天里的戏场，就是我们打发漫长冬夜的消遣品。吃过晚饭，碗在桌上还转圈圈，人就准备溜了。刚出院门，祖父叫住我说带我去。
祖父不是剧团的师傅，但他能看懂戏，加上懂点文字，新剧本中的生僻字，大多请教他，所以，一杯热茶，炭火的位置也极好，尊为上宾。他抱着我放在他的腿巴上，边喝茶，边与刘大用交流，有时还有花生瓜子吃，我就安静了，边嗑瓜子，边细细地看。那些小后生平日干重活，手糙得僵硬，小丑、书生哑着鸭公嗓子，气得祖父说，哪像个白面书生哩?一举手一投足，没有读书人的气质。然后，又对小丑说，哪像个滑稽哩?看了没人笑，只让人哭笑不得。
祖父的话直率，说得学徒师傅们尴尬不已。却也请教道，请丰榜兄详说。祖父的高傲又呈现了，说，书生的面相端正，手足细弱，书卷之气在一手一足之间;小丑幽默活泼，眼睛贼亮，手脚夸张。祖父的话一出，点评到了痒处，有几分道理。刘大用听了很高兴，拍手忙叫人再上茶，也同时恭恭敬敬地双手奉烟。
宽容令气氛缓和。祖父也发觉刚才的话不够委婉，就在火炉边看着剧本，叫我认字。我记得《刘海砍樵》的一段，什么刘海哥，你在前行哩;什么妹，你在后来哩。唱词乱扯淡。我说，怎不叫《刘海砍柴》呢，叫砍樵?祖父笑了，这就是书生之笔啊，柴，他认为俗啊。我又说，砍柴有狐仙么?祖父这回大笑，学徒中扮刘海的，他说，有啊，刘小兰啊!说完，就一屋子哄堂大笑起来。
这个刘小兰是村里的一朵花，生得个高皮白，小牙齿配红唇，妩媚妖艳。我看她如水柔的腰段、小脚踩来踩去，心想：等我长大了也唱花鼓，也钓个这么美的女子。
戏场的浪漫和无拘无束的疯，不久就传出有人谈恋爱了。那个唱“红秆子开白花，结黑籽，磨白粉，蒸黑粑”的小女孩，终于与她配戏的小哥顾盼生情了。刘大用也不好干涉，只匆匆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把戏搬在了偌大的木台子上。
那天，来雕花戏楼看戏的人，多得挤脱了耳朵。我们一家都去。祖父被剧团请进了场子的前排中间。我坐在长板凳上，看刘海和狐仙的爱情，也看唱荞麦的小女子和小哥的现实版。这场戏唱得腔正字圆，有板有眼。祖父舒心地一笑，对剧团说，可以放心出去了。
过去没出过门的村里的地花鼓，这一次，戏刚落幕，就收到了附近村子的盛情邀请。我的祖父也跟剧团出去，走村串巷，一脸的春风得意。有一天，祖父和刘大用走在一个村子里，在益阳城的一个码头上，刘大用呆呆地看着一个妇人，对祖父喃喃说，几十年了，她老了，背也驼了!这时，祖父才看过去，那个妇人正是当年扮狐精的美丽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