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用谄媚和讨好于谁，你玩你的，我活我的，两相安，岂不为好?然而，享受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也是个奢望。因为中国的社会太在乎关系了，或说关系就是一切，关系就是生产力。比如，有关系，你的孩子可上一个好学校;有关系，你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关系，你在官场可以占尽优势;有关系，连地产开发商也可以沾光，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拿到地，可以变更规则提高容积率，可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没关系呢?对不起，你就得到处“找关系”“跑关系”，“找”和“跑”就是“打通关节”，就是“使钱”。倘若你自恃情操高尚，硬着头皮不去求人，那不客气，很大的可能，你的孩子就上不上好学校，你也难以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甚至你的公司盖个章，别人一次就能搞定，你得跑上十天半个月。
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事，也得“求人”。掌握所谓公权力的“公仆”们一句话就能让你跑断腿。如媒体曝光的武邑小伙小周到家乡公安部门办因私出国护照，人家办这样的证明只需本人身份证明和户口本及复印件，然后照了照片填了表就行，他却多出了包括“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在内的4份证明，往返于北京和武邑6趟。花费和劳累不说，关键是受此等刁难和愚弄又到哪里说理去(倘若媒体不介入的话)?社会中像小周这样的遭遇又岂止他一人?!
人生活在社会中，受“他人”左右的事过多，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会生活在挥之不去的那个“他人”的阴影里。无奈，琢磨“他人”的好恶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生怕说错什么，做错什么，是进一步畏首畏尾，退一步缩手缩脚。在这样的境况里，在不得不自我矮化的奴才人格里，最使人苦不堪言的不是如何去说、去做，而是说时言不由衷，而是做时拿捏着分寸，其冷暖甘苦，非亲历者体会不到。
当然也不乏孤傲之人，他们不迎合，不苟且，但这种人常常被碰得头破血流。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其“高洁之操，始终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但结果怎样?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白“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李阳冰评李白》)，又怎样?他晚年诗作中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平生不下泪，于此泪无穷”等就是佐证。传统文化下的国家管理规则及社会习俗，历来是不提倡个性的，“所有个性都是苦难的产物”。这也是国人历来的一种无奈。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要使人不一味地“求人”，进而不依附于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起法律的统治。“法治”不同于“人治”，法治能给人一个较公平和稳定的预期。而“人治”则因为人为操作的空间过大容易注重关系和私有所亲。但法治的最终实现全在于法律能否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