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张炜的文学创作道路始终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当今天的研究试图全面审视张炜的创作时，突然意识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如此丰富的一座宝库。在“声音”中款款走来的张炜为当时的读者奉上了“秋天的思索”，随后乘着一叶“古舟”的他在引起文坛轰动之后，旋即开始讲述“九月的寓言”。正当人们以为张炜的创作形成稳定风格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田园”中的“家族”再一次刷新了读者对张炜的认识。临近21世纪，“外省书”的出版不仅让读者享受到了一顿丰盛的文学盛宴，更为可贵的是它开启了属于张炜的文学新里程。
一、 乡土小说的精神空间
在“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传统小说的创作范式悄然发生着变化，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乡土小说”的出现。对于这一概念曾在中国现代文坛和研究界掀起讨论的浪潮，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张炜的乡土小说是“80年代之后实现中西方文化在地位上的一种对等式交流后出现的如‘伤痕’‘反思’小说等思潮，对乡土这一观照对象，虽然仍是生活在回忆长河的人和土地，却展现出以回归乃至质疑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而出现迥异的精神格调”[1]。
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概念已然不能准确定义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落实到张炜的文学创作，他本人就曾明确指出：“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如何想的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失意……这一切所激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内容——只是离不开而已。”[2]从中不难看出张炜对于学术界将自己的作品划入到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范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至于部分学者从张炜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的乡土生活气息作为判断标准，则是忽略了张炜创作的前后期存在的细微差异。
以张炜的成名作《古船》为例，这部作品所营造的近乎乌托邦式的文学世界带有鲜明的中国乡土生活特征。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直接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胶东半岛，世代生活在洼狸镇上的三大家族一直保持着爱恨情仇的情感纠葛。作者的讲述始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特殊岁月，在土改的时代浪潮中达到高峰。最终，当“文革”来临之际，隋、赵、李三个家族的后人将世代的恩怨和现实生活的疯狂联系在了一起。在一次次践踏人性的描写中，张炜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段苦难的历史;另一方面，作者的描写绝对不单纯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更是渴望唤醒人性深处的觉醒。当读者看到吃了白土倒地的老人时，看见李其生的老婆咬着蚊帐死去时，隐藏在残酷现实背后的人性问题被张炜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便是张炜所选择的表现方式近乎残酷，但他毕竟是在力图以精神的方式向读者展现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而这一点正是乡土小说精神空间得以存在的关键。
当读者尚且沉浸在《古船》营造的精神空间时，却突然发现这一表现手法并非张炜首次运用，早在《葡萄园》中已经有了初次尝试。
葡萄园当然是了不起的，它是按照人们的愿望，把自然界中这些够得上漂亮、像童话般神奇的一种植物集结在一起，使其在同一种氛围里生长、成熟，让所有生物都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创造这个葡萄园的人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创造而兴奋，不过这一切往往只在最初的日子里才能表现出来，日子久了，创造者会倦怠，甚至会厌恶，会嫉妒，然后就自己动手去毁坏那些曾经使他们欣喜若狂的造物主本身。这当然是一种病态。[3]
在张炜的笔下，葡萄园是一片值得他去捍卫的王国，他所追求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葡萄园，更重要的是葡萄园所象征的乡土生活方式。面对这现代社会的激烈变革，从“葡萄园”到“古船”，曾经享受着平静、祥和生活的人们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如果说《古船》中表达了对于理想人性的乌托邦式追求，张炜在《葡萄园》中寻觅的则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聊以补救心灵创伤的“药剂”。
二、无法释怀的悲伤
作家总是热衷于在自己的创作中反复表现特定的审美意象，或是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习以为常的事物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加以表现。比如在莫言的笔下就曾反复出现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切，而贾平凹则始终秉承讲述“秦腔”世界的一切审美元素。至于张炜，读者则常常会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无法释怀的悲伤，这种悲伤的具体表现形式很多：或是悲秋，或是悲伤的故事，或是悲伤的人生。
将秋季发生的一切以及秋纳入到文学创作中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漫游中国文学史绚丽多彩的艺术长廊，指点古典文学繁星丽天的名篇佳作，我们总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就是那扑面而来的悲秋气息。可以说，不管哪朝哪代何种体裁，悲秋主题都或鲜明突出、或朦胧含蓄地贯串其中”[4]。对于古人见秋而悲的心灵机制曾有学者展开深入研究，究其根源在于，秋唤醒了人类思维深处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命的敬畏。不同于前人将悲秋与人生困顿的、官场遭贬、情场失意联系起来的情感模式，张炜更多是将悲秋转化为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这一点表现在张炜的乡土小说中，往往是与他对于农民艰难的现实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古船》中，当吃白土的老农行将倒下之时，地面卷起的秋风正好映衬了作者赋予小说的情感基调，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话语表现能力，更充分彰显了小说的情感张力。
对于苦难的人生，我们需要的不是泪水，而是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坦然处之的心态。在张炜的《古船》中，船作为整部小说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审美意象，向读者传递着蕴藉于作者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悲伤。小说伊始就为“船”笼罩了神秘的面纱。
洼狸镇人实在经不起苦难了，可苦难老是跟在他们向后。……城墙骄傲地屹立着。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摇撼它，除非是它根植的那片土地本身会抖动。老磨呜隆地转着，耐心地磨着肘光。那像古堡一样矗立着的老磨屋，青藤已经从基石攀到了屋顶，又在石墙上织成一面网。[5]
生活带给洼狸镇人的只有无法释怀的悲伤，在作者营造的特殊氛围中萦绕在读者的心头。在他们的头上始终屹立着一堵坚实的围墙，这是一堵几乎无法撼动的墙，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自己的命运就如同老磨一样早就设定好了行动的轨迹，根本无法改变。随着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一步步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重新打造一支凝聚着民族希望的“船”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 当人类将自己定位为万物之灵时，是否想过自己仅仅是造物主的偶然所得，我们最终无法摆脱走向终结的悲剧。或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文人们才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太多的悲伤。当这种悲伤被现实生活的痕迹所淹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有现代文明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了。传统社会的消亡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传统，张炜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残存的渴慕。
三、精神空间的思想内核
在张炜用自己的作品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中，对于人生的悲叹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现代文明冲击中不断被改造、不断被遗忘的乡土世界的追悼。在历史的演进中，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子将会遭遇不断被抛弃的命运，这一点在张炜的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古船》中的人们沉浸在家族仇恨中不能自拔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自己用来掩饰行为的种种借口早已随风而逝，留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的是无法填平的沟壑。
想想看，在海边，一条河的旁边，在葡萄园里，有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我”在思念徘徊，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感激和忧思——他能够守在葡萄园里，能够驱逐心界内外的魔障，就已经是一个具备大勇的人了。他在“我”心中其实已经等同于神话中的英雄和王子一类的人物了。[6]
为了填补这一缺失，张炜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英雄。这些人并不符合传统文化对于“英雄”的界定，他们是如同哈姆雷特一样带有人性启蒙之光的存在。孕育他们虽然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否定这一切的根本力量。因此，读者往往能够在张炜的小说中看到截然对立的两种人：一种是毫无顾忌地追求人类原始欲望恶魔，另一种则是绽放着人性之光的英雄。
在作者描绘的精神世界中永远存在着上述两种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往往直接化身为小说中某个具体的人物。比如在小说《古船》中，张炜就描写了一批近乎恶魔的人物。在他们当中既有臀部巨大腹中小蛇的赵炳，也有嗜吃鳝鱼的赵多多，甚至还有不喝血就无法活的小油矬。在张炜的笔下，这些面目可憎、形象可怕的人物代表着人性深处的邪恶和恐怖，将小说渲染得十分恐怖。在恐怖的外表下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张炜不是刻意追求视觉画面的恐怖，而是力图展现出更接近于精神本质的虚拟世界，而这一切正好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
所有呈现在张炜小说中的异化景象都源于一个共同的源头——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改造。正是由于张炜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刻画那些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或许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改造仍将继续，张炜的思考也将继续，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源所在。在作者努力营造的精神世界中，短暂的残酷是为了唤醒内心的觉醒。面对着滚滚而来的现代文明，扎根于黑土地的张炜始终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脉搏调动联系在一起。作者永不可能用一部作品去改变这个社会，但他可以唤醒内心深处的眷念，从而为营造理想中的精神空间提供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