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许多“谍片”，也写过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每当此时，我就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搞派性时有不少和其类同的地方，虽然不能与真正的革命者同日而语，它也使我体验到了步步惊心和隐蔽斗争的滋味，也承载了不少担惊受怕和喜怒哀乐，我认为，那也是一种体验和锻炼……
东藏西躲
1967年，运城武斗步步升级。是夜，我不得不俏俏溜出羊驮寺，向家里跑去。经过赎马时，跑不动了，想起二弟的岳父就住在村西头的一个路口，便试着去敲门，也是老天保佑，一下子就敲对了门。深更半夜地，把两位老人家吓的要死，当知道我和二弟的关系后，立即推出一辆自行车，让我骑着回家。骑到家门口，却叫不起门，又发现远处走来一个人，我就马上向爸妈家骑去。爸爸住在独家小巷，吓的腿都软了，忙说：“咱村不能停，赶快去你大姑家吧!”
大姑家南北挺长，前面空着，中间她和儿子儿媳住，后院东房闲着。我便住在后院。走后院必须经过大姑房，应该说是安全的。担心的是，大姑的儿子鸿常，不是亲生的，是前几年才过来顶门的。可他们夫妻二人却对我挺好，并大包大揽地说：“安全问题有我们哩，你就放心吧!”
鸿常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注意收集来自运城的信息;媳妇在家打杂、做饭，负责为我站岗放哨。见我一个人在后边挺煎熬，便借来书报让我看。天天为我扫房，晌晌为我送饭，衣服脏了，还利用晚上给我洗凉……
后来，村里形势陡然紧张，鸿常媳妇就对我说：“我娘家就在咱北墙后面，万一有风吹草动，您就从墙上翻到我娘家去，保你万无一失!”
为了绝对安全起见，我又乘夜转到了裴家营村我表姐家。表姐家住在村边，独家独户，姨妈又住在对面，绝对的优越条件。表姐住在上房，我就住在上房的夹槽。虽然只能支一张小床，但她和姐夫上地时把大门一锁，我就成了自由人了。
有一次，非常危险，我正坐在炕上抱着定娃玩耍(还是个不足一岁的婴儿)，突然有人叫门，情急之下，我连忙把定娃放在炕上，往夹槽里跑。岂料，定娃突然大哭，叫门的人不知其中奥妙，忙跑到地里把我表姐叫回来，这才躲过了一次被人发现的麻烦。
远奔高显
武斗越来越严重，大有临汾(1.26)、候马(3.18)决战之势。“运革总”捎来口信要我北上临汾。经家人同意，让挑担乔更冬用自行车送我到候马附近的一个小站——高显上车。第二天天不明，我就和更冬上路了。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车子后面，低着头，戴顶草帽，特别是碰到人时，他就假装“谝闲”，一刹那间就飞了过去。碰到文攻武卫大军，就假装大便，钻进玉谷地里躲避。途经几个县城，也不敢买口饭吃。天黑前赶到高显后，才住进了一家小小旅馆。谁知，那里卫生不好，还有跳蚤臭虫咬人，胡乱歇了半夜，火车要开了，又突然发现有文攻武卫大军。我急忙躲在树丛后面。直到火车即将启动的那一瞬间，我像离弦的箭，“嗖”——的一下窜上了火车……
直到走进临汾三中大门，见了运城头头，提着的心才算放进了肚子里。
窖里印报
到了临汾，总部又派我和A潜回运城陶村一带办“解放”小报。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还在当地几个村庄利用可靠的“派友”建立了一个通讯海崖文学网，材料由他们提供，我和A负责整理，农民C负责刻印，刻板、油印机、油墨，都是我让C到外县一个不显眼的山庄供销社购买的。
在哪印?农民C说：“我村绝大部分人是咱这一派人，我家有一个红薯窖，下面很大，咱就在下面印吧!”
是夜，我和A考察了一次，觉得不错，便决定睡在H村，在C家印刷。
两个村庄虽然距离很近，但都要在深夜来来往往，难度很大，特别是怕对方发现。谁知，“怕处有鬼”，一个月后，事情败露，就在我们从临汾汇报回来的那天晚上被陶村文攻武卫大军发现了，被五花大绑绑到了公社。
由于我们嘴实，那个“地下印刷厂”没被暴露，但我和A“被捕”后，只好作罢。
“想起那时的情况，当然可笑。但必须认识到，反面的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必须好好总结和汲取。”我想。
王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