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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淖中的呻吟

时间:2018-09-27    来源:www.haiyawenxue.com    作者:痞子与文青  阅读:

“说,举报信是不是你个狗崽子写的!”胖老板使劲揪着我的头发,恶狠狠地像死了妈似的吼。

“不是!”

“给我打,狗崽子,砸了咱的饭碗!”他猛的把我掼到地上。

胖老板的这句话很有***的煽动力,十几个拳头、脚立即雨点般的落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我觉得面部一热,一抹,是鲜血,脑子立即嗡的一下往上顶,猛的站起来指着他大声喊到:“就是我,咋了,你这头肥猪。”

“狗东西,敢骂我,给我狠狠打!”我很快又被踹到地上,求生的本能让我抱着头缩成一团,仍凭他们拳打脚踢。不知为什么,在剧烈的痛苦中,一种快感油然而生,一边挨打,一边不停的骂:“肥猪,肥猪,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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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别打了,一个疯狗。打坏了,怪麻烦的!他一个流浪汉,要饭的。”恍惚中,听到肥猪的老婆低低的对肥猪说。

可能老板权衡之后,也觉得打坏了麻烦。狠狠地一脚把我踢到门外:“滚!别再让我看到你。”

我漫无边际的走在街上,六月的太阳照在伤口上火辣辣地疼,浑身的关节也没有一处不疼痛。鼻子里的血还在热乎乎的流,我一摸衣兜,还有一点卫生纸,就塞在了鼻孔里,继续若无其事的走。真奇怪,在那会儿我竟没有一丝痛苦感。自从离家出走以后,我经常流泪,这一次却没有。

我就这样很威武的在城市里游走了一天,路人都很纳闷的看看我,又急忙躲开,像逃避瘟疫。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才感到钻心的疼痛。找了个无人的墙角,艰难地倚着墙坐了下来,血早已凝固了,眼泪也开始哗哗的流淌。我很喜欢流泪,在家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在窗前傻坐着,也会莫名其妙的流泪。小学二年级没加入少先队,也流了泪。五年级参加全市智力竞赛首轮被淘汰了,两名女队友一点也没难受,因为中午有小笼蒸包可吃,我却流了泪,一个包子也没吃,让我每次想起来,都后悔。奥运会,中国拿了金牌我也会流泪。我曾经死过好多亲人,虽然血缘关系很近,但我和他们没什么感情,但只要我酝酿一下,总能流泪,好像我是个很重情的人。其实,我无论对人对事的感情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漠视别人和自己的不幸与痛苦的程度,连我自己都觉得变态。流过眼泪以后,死一个人和一个狗没有分别。所以我才能狠心的扔下父母做个流浪汉,而且坚持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做流浪汉也没有当初我幻想的那么有价值(也许毫无价值)。但我狠心的坚持着,仅仅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做一个流浪汉。

可是***的那封倒霉的举报信的确不是我写的,跟着肥猪送自来水的冒充矿泉水,是我流浪街头的日子里最舒服的日子,偶尔还可以吃到肥猪吃剩下的红烧肉。别说对这种害处不大的造假,就是对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也没有强烈正义感。中学的时候,我捡了20斤全国粮票和15块钱,旁边一个高年级的过来劝我两人平分,我很快心安理得的同意了。我虽然选择了流浪,但骨子里还是喜欢舒适与安定。我坚持流浪,只是因为我已经流浪了。我才***的懒得去举报他,何况,我又不是不知道,他舅子的表哥就是工商所的所长。他们怀疑我,只是因为打工的人中只有我经常神神秘秘的写东西,然后第二天我会习惯性的将写的东西撕掉。我今天写的这些,可能命运同样如此。我喜欢写小说,对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满意过。灵感来的时候写半小时,从来写不完,以后也不再写了,干脆撕掉,结果惹了祸。

一天没吃饭,也没喝水,流了那么多的血,我恍恍惚惚的睡着了。我浑身燥热,觉得脸上痒得很,应当是几只苍蝇在我头上飞。有人戴着白手套扒了扒我的眼睑,我只看到一片白色,说:“没事!喂,喂,醒醒,你怎么了。”

一阵挣扎以后,我艰难地睁开了一道缝,面前是几个警察和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水。”我说。

“给他弄点水。”一个警察说,旁边有一个人,估计是看热闹的,递给警察半瓶喝剩下的水。警察就递给我,我喝过之后,睁开了眼睛。除了警察和医院的,四面围了不少人,指指点点的品评着这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中国人就是***的有时间。我记得每回参加葬礼,都会有许多人热闹的围观,老人、妇女、孩子,甚至中年的男人。

“你家在哪?”医生问。

“外地。”

“给你家人打电话?”

我摇摇头,医生马上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他没事,我们走了。”好像生怕我***的赖上他。可以理解,如果把我拉回去,他们会白搭上医药费。其实我***才不去呢,我讨厌去医院,甚于去火化场。

接着,警察开始登记我的身份,最后他问我:“你的伤是咋回事。”

“自己摔的。”我同样不想进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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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警察也和医生一样如释重负,很和气的问:“你需要去救助站吗?”

我别无选择,我需要吃饭。也需要一张车票,离开这个城市。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我都选择换一个城市。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欺骗自己,在下一站会有奇遇,也就可以说服自己不回家了。我总觉得,自己如果回家,会后悔一辈子。

我点点头,他说:“上车吧。”我艰难地站起来,晃了一晃。

“扶扶他。”警察对下属说。

他的两个下属不太乐意,还是过来把我扶上了车,并且命令我坐在指定的位置,不许乱动。我很快被送到救助站,小城市的救助站很简单,接待安置我的是一个看门老头,据他说正式的工作人员都不在。

“他有伤。”老头嘟囔道。

“医生说他没事,我们走了。”警察很快地转身离去。

老头登记了一遍我的信息,问我:“你需要回家吗。”

我点点头,他又对着地图,找出我回家要经过的最近的第一个城市,给了我一张去那儿的车票。我以前进过救助站,知道如果我真想回家,可以到那里以后再去救助站要下一段旅程的车票,像跑接力似的回家。

我拿了车票,又鼓起勇气问他要吃的。流浪了一年了,我的脸皮还是不够厚。讨吃的的时候会脸红,觉得浑身不自在。

“年纪轻轻,不学好。”老头一边含混的嘟囔,一边转身出去给我找了个馒头。

我一边啃馒头,一边去车站。这季节,馒头倒是不硬,只是有一股馊味,我还是三口并作两口塞进了胃里。

在客车上,我旁边是一位戴眼镜的很儒雅的男士。他皱着眉,让我坐到里面。我也很自觉地缩在车窗前,两人中间足有半米。整整两个半小时,我都替他很难受,与一个浑身尘土、带着酸臭味的流浪汉坐在一起,的确太为难他了。换做过去的我,比他还难受,宁可换乘下一班。

总算到了站,我饿的发晕。兜里本来还有两块钱,上车前我花了1块钱买了两个饼充饥。剩下的1块钱,我还有很重要的用处。每隔十天,我都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这是离家三个月以后,我毕竟要做的。我考虑再三,不想让家里发疯似的找我,虽然狠心,也不忍心妈妈因此疯掉。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尽管她是我见过的最达观的没有文化的妇女,我如果死于非命,对她打击估计也是致命的。本来应当昨天的,但我被打懵了,忘记了,在车上才忽然想起,就浑身不安。我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充满了牵挂,却不肯回家。

下了车,我立即跑到车站的公话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是小迪吗?”电话那头的声音焦灼而迫切。

“是我,妈妈。”

接着是一阵沉默,往常接着就是我说再见了。我母亲和那些婆婆妈妈的蠢娘们不一样。对无可挽回的事,她从不说废话。除了第一次,从来没再要求我回家。

“昨天为什么没打电话?”

“有一点事,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打了。”我没把握近期我有没有钱打电话。

“为什么?你没学坏吧?”她焦急地问。

“没有。”

“那就一定打。”

“好的,再见。”我挂了电话,生怕再说几句,我就会动摇,回家。

打完电话,我兜里还有五毛钱,就去地摊上买了一支圆珠笔。我的笔忘在肥猪老板家里了,我不能没有笔。

这一次很幸运。车站旁正好有一家劳务中介,有一位包工头在那里急着招人。我一进去,他就问我:“建筑工地,干不?一天六十。”

“我不会干。”

“小推车运砖,总会吧,也给你六十,管吃管住。”

这个我会,我跟着他到了工地上,已经是下午1点了,他把我领到食堂,让我先吃了一顿。菜是白菜帮子,上面漂了一层大油,蛮好,馒头管饱,我吃了八个。

下午,我就工作了。只推了几车,我就几乎要打退堂鼓了,浑身都是汗,火辣辣地疼。我还是咬咬牙,忍了下来,仅仅是因为我已经来了,就如同我已经流浪就不想回家一样。下班的时候,包工头过来说:“这样不行啊,你干的不到别人一半。如果不是缺人,用你简直是碍事。这样吧,你要明天还干,一天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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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因为我饿的够呛。这天晚上,我在充满汗臭味、臭脚味的工棚里美美的睡了一夜。别人还在说说笑笑,我已经酣然入眠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睡的最沉的一觉。

第三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天气很凉爽,别人都还没起床。我起床,走出工棚,一阵凉风吹来。我忽然觉得心头一颤,我已经两个晚上没写东西了。我离家出走,四处流浪,难道是到建筑工地打一辈子工?我立即跑到办公室,一直焦急的等到快8点,包工头才来。

“我不干了。”我说。

“受不了了?”他问。

“恩。“

“正好有一批农民工农忙完了回来,你在这也碍事,走吧。你就干了两天半,不足一个月,没工资。”

我转身就走了,压根没听他说工资的事,我只是要抓紧离开这里。他大概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又叫住我,给了我四十块钱。

走出工地,我又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走。工地的边上是一个城中村,巷口过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胖胖的中年妇女,画着很浓的妆,冲我招手。我知道,她是干那个的。不知为什么,我那天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冲动,可能因为我兜里有40块钱。我就过去了,低着头,像背着一块大石头。她吃吃的笑了两声,低低的说:“玩玩吧,小弟,80。”

我如释重负,我没有那么多钱,就又走开了。

“小弟,50。”她跟上来说,一边说一边用暧昧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理她,她继续跟着说:“那就40吧,我今天第一笔开张。”

我就跟着她,到了一件狭窄的出租屋里,里面除了杂物,就只有一张床。她很迅速的脱了裙子和内衣,露出臃肿的身体和黑乎乎的肚皮,我开始觉得作呕。

“脱衣服啊。”她催我。

我连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对不起,我不要了。”

“那不行,回来,给钱!”她厉声喝道。

我乖乖的回去,掏出那四十块钱给她。她接过去,仍旧是很不高兴,我已经拔腿开溜了。

走回大街上,我已经被汗浸湿了衣服,贴在身上,十分难受。天气也是闷热而潮湿。我很快觉得饥肠辘辘了,本能的四处搜索。看到路边垃圾桶里满满的垃圾上面有半个面包,紧张的四处一看,没人,就像小偷似的溜过去,迅速拿了起来。刚要往口里塞,忽然感觉到后面有人。

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二、三岁的中年妇女,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戴着一顶太阳帽,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和一个长夹子。我的脸腾地红了,拿着那半块面包,手足无措,恨不得立即从空气中蒸发掉。

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脸也红了,低低的问:“你是怎么了?”

“从家里跑出来,实在太饿了。”我老老实实地说。

“你帮我把垃圾里的废品拣完,我管你一顿饭。”她很真诚地说。

我帮她拣了大约五个垃圾桶,她说:“可以了,再往前是别人的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拣垃圾也是分片的。我跟着她,七歪八扭,到了一个城中村的一个小院里,院子里堆着各种废品,气味刺鼻,但堆放的很整齐。她租了两间正房,里面的一间估计是她住的地方,外面一间做饭、吃饭,有一张显然是捡来的沙发,又很多弹簧都鼓了起来,套倒是很干净,好像是她自己做的,白底子上绣着黄色的小花。一张茶几,掉漆掉的斑斑驳驳,同样擦的很干净。

她下了面条,这是一年来我吃到的难得的美味。我没有客气的吃了两大碗,觉得难得的舒畅。她不知什么原因,还在吃第一碗。我仔细打量了她一下,乌黑的头发和干净,算是她少有的亮点了。作为一个女人,她个头太高了点,加上宽大的骨架,如果不是偶尔温存的一笑,你几乎感受不到女性的柔美。最可怖的是她的牙齿,门牙足有正常的门牙两倍宽。

她大约感觉到我在看她,不好意思继续吃下去了。放下饭碗,问我:“你为什么跑出来?”

我没有回答,她又问我:“你打算回家吗?”

我摇摇头,她又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又摇摇头,她斟酌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不如你给我帮忙吧,吃、住是没问题的。”

我考虑了一下,这大概是最好的出路,就说:“好。”

她立即变得欢快起来,把头往我这边伸了伸说:“对外,你就说是我弟弟。”我知道,她是怕别人说闲话,点了点头。

我就这样在苗子那里暂时安顿了下来,我住在外屋的沙发上。我很快发现她长得并不漂亮,但让人愉快。虽然拣垃圾又脏又累,她总是干净而齐整,对别人也是一团和气。我渐渐知道她的生活十分不如意,离了婚,在老家还有一个小女儿,但她从不唉声叹气,或者黯然伤神,而是温和而快活。

更重要的是她不烦我,每天吃过晚饭,我就去写一篇篇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品。她只在我主动和她聊天的时候,才很愉快的和我聊天,而且小心的不谈论我的私事。只有一次她问我:“你天天写的是什么?”

“随便写写。”我说。

“你要当作家吗?”

“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写。”

“为什么写了就撕掉?”

“因为我总也写不完。”

“那为什么还要写。”

“不写,我和别人不就一样了吗?”我说

她也只是善意的笑笑说:“你真是一个怪人。”

大约过了三个月,一连几天,我们去拣垃圾,发现有几个垃圾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显然被翻过了。好心的同行早就告诉我们,是和我们相邻的老孟婆干的。连续认了三天,苗子终于和我早起,躲在角落里,抓了老孟婆的现行。

苗子平心静气地说:“孟婶子,大家都不容易。你这样,不好吧。”

老孟婆一开始手足无措,这时下定了决心,用手指着苗子说:“怎么不好了,我又没做贼养汉。”

苗子的脸腾地红了,低声说:“孟婶子,你说谁呢?”

“就说你,小娼妇。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你们两个一看就不是兄妹。”这时,周围围了不少街坊,老孟婆见苗子红了脸不吱声,越发得意的骂了句:“小娼妇!”

苗子的眼泪刷的下来了。我的血猛的冲上了头,上去揪住那个老婆子的头发,连扇了两个耳光:“你骂谁,老太婆,我们不是兄妹咋了?明天就去登记结婚,有你啥事!”

孟婆子吃了亏,一屁股坐到地上,一边把头发扯乱,一边哭嚎:“了不得了,奸夫淫妇还有理了,打人了。”并乘机用乌黑的指甲把我的脸抓出一道血痕。

苗子这时恢复了镇静,忙过来把我拉开说:“孟婶子,大家干这点脏活养家糊口都不容易。你平常也过界,拿点值钱的,我也没理会。这几天,你拿的这么干净,让我咋过?我当时看小迪流落街头,收留他帮忙,为了避嫌,姐弟相称。做没做那种事,上边有天。你何必这么逼人?!”

孟婆子一直喜欢偷偷摸摸,占小便宜,街坊同行本来就不满,这时候都借机出来说她不是。孟婆子觉得无趣,犟嘴说:“那他也不能打我,到派出所去处理,我要报警!”

大家又劝,最后说好了苗子给她800块钱药费,才把这事敷衍了过去。

回到家,苗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也知道自己莽撞了,说:“姐,我今天太冲动了。”

“一个老太婆,你让她胡咧咧能咋地,谁不知道她的为人。要是打坏了,咋办。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咋不动脑子呢?”她喝了口水,又说:“也好,估计今后她不敢再越界了。你的脸,没事吧。”

她走过来,让我仰起头,看我脸上的伤。已是深秋时节,上午九点,窗外的阳光洒了近来,照在她的脸上,因为羞恼而变红的面庞犹未完全退去,望着我的目光,嗔怪而怜惜。我忽然很激动的把她抱在怀里说:“姐,我们结婚吧。”

她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我不记得了,窗外澄澈的天空上,一群大雁呈标准的人字形飞过。屋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充满惆怅的幸福。

结婚的前几天,她母亲来了,一个标准的慈祥的老太太。见到我之后,一直眉头紧锁。那天晚上,半夜我醒来,听到她们娘俩还在里屋低低的说话。

“苗子,你想好了吗?他比你小近十岁,也不像个能干活养家的把式。再说,他如果将来要回去,他家里能容你?”

“娘,没事。”苗子说。

“你呀,就是不听劝。山柱那孩子有啥不好,都有了小丫了。你咋这么心狠呢?小迪,我看靠不住。“

“娘,你别说了。如果回去再和山柱过,我这辈子还有啥意思呢?”

“那和小迪在一起……”

“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活的有意思,有希望。他也是一样,如果不离开家,也不用遭罪。”苗子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睡着了。

我枕着胳膊,看着窗外清冷的天空。一年多来,我不停地流浪,不肯回那个温暖舒适的家,因为只要还在流浪,就有希望。正如我不停地写,永远也写不完,但只要写,就有希望。可是,什么才是希望,我沉沉的睡去了。也许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能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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