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举报信是不是你个狗崽子写的!”胖老板使劲揪着我的头发，恶狠狠地像死了妈似的吼。
“不是!”
“给我打，狗崽子，砸了咱的饭碗!”他猛的把我掼到地上。
胖老板的这句话很有***的煽动力，十几个拳头、脚立即雨点般的落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我觉得面部一热，一抹，是鲜血，脑子立即嗡的一下往上顶，猛的站起来指着他大声喊到：“就是我，咋了，你这头肥猪。”
“狗东西，敢骂我，给我狠狠打!”我很快又被踹到地上，求生的本能让我抱着头缩成一团，仍凭他们拳打脚踢。不知为什么，在剧烈的痛苦中，一种快感油然而生，一边挨打，一边不停的骂：“肥猪，肥猪，肥猪!”
“算了，别打了，一个疯狗。打坏了，怪麻烦的!他一个流浪汉，要饭的。”恍惚中，听到肥猪的老婆低低的对肥猪说。
可能老板权衡之后，也觉得打坏了麻烦。狠狠地一脚把我踢到门外：“滚!别再让我看到你。”
我漫无边际的走在街上，六月的太阳照在伤口上火辣辣地疼，浑身的关节也没有一处不疼痛。鼻子里的血还在热乎乎的流，我一摸衣兜，还有一点卫生纸，就塞在了鼻孔里，继续若无其事的走。真奇怪，在那会儿我竟没有一丝痛苦感。自从离家出走以后，我经常流泪，这一次却没有。
我就这样很威武的在城市里游走了一天，路人都很纳闷的看看我，又急忙躲开，像逃避瘟疫。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我才感到钻心的疼痛。找了个无人的墙角，艰难地倚着墙坐了下来，血早已凝固了，眼泪也开始哗哗的流淌。我很喜欢流泪，在家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在窗前傻坐着，也会莫名其妙的流泪。小学二年级没加入少先队，也流了泪。五年级参加全市智力竞赛首轮被淘汰了，两名女队友一点也没难受，因为中午有小笼蒸包可吃，我却流了泪，一个包子也没吃，让我每次想起来，都后悔。奥运会，中国拿了金牌我也会流泪。我曾经死过好多亲人，虽然血缘关系很近，但我和他们没什么感情，但只要我酝酿一下，总能流泪，好像我是个很重情的人。其实，我无论对人对事的感情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漠视别人和自己的不幸与痛苦的程度，连我自己都觉得变态。流过眼泪以后，死一个人和一个狗没有分别。所以我才能狠心的扔下父母做个流浪汉，而且坚持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做流浪汉也没有当初我幻想的那么有价值(也许毫无价值)。但我狠心的坚持着，仅仅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做一个流浪汉。
可是***的那封倒霉的举报信的确不是我写的，跟着肥猪送自来水的冒充矿泉水，是我流浪街头的日子里最舒服的日子，偶尔还可以吃到肥猪吃剩下的红烧肉。别说对这种害处不大的造假，就是对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也没有强烈正义感。中学的时候，我捡了20斤全国粮票和15块钱，旁边一个高年级的过来劝我两人平分，我很快心安理得的同意了。我虽然选择了流浪，但骨子里还是喜欢舒适与安定。我坚持流浪，只是因为我已经流浪了。我才***的懒得去举报他，何况，我又不是不知道，他舅子的表哥就是工商所的所长。他们怀疑我，只是因为打工的人中只有我经常神神秘秘的写东西，然后第二天我会习惯性的将写的东西撕掉。我今天写的这些，可能命运同样如此。我喜欢写小说，对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满意过。灵感来的时候写半小时，从来写不完，以后也不再写了，干脆撕掉，结果惹了祸。
一天没吃饭，也没喝水，流了那么多的血，我恍恍惚惚的睡着了。我浑身燥热，觉得脸上痒得很，应当是几只苍蝇在我头上飞。有人戴着白手套扒了扒我的眼睑，我只看到一片白色，说：“没事!喂，喂，醒醒，你怎么了。”
一阵挣扎以后，我艰难地睁开了一道缝，面前是几个警察和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水。”我说。
“给他弄点水。”一个警察说，旁边有一个人，估计是看热闹的，递给警察半瓶喝剩下的水。警察就递给我，我喝过之后，睁开了眼睛。除了警察和医院的，四面围了不少人，指指点点的品评着这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中国人就是***的有时间。我记得每回参加葬礼，都会有许多人热闹的围观，老人、妇女、孩子，甚至中年的男人。
“你家在哪?”医生问。
“外地。”
“给你家人打电话?”
我摇摇头，医生马上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他没事，我们走了。”好像生怕我***的赖上他。可以理解，如果把我拉回去，他们会白搭上医药费。其实我***才不去呢，我讨厌去医院，甚于去火化场。
接着，警察开始登记我的身份，最后他问我：“你的伤是咋回事。”
“自己摔的。”我同样不想进公安局。
那位警察也和医生一样如释重负，很和气的问：“你需要去救助站吗?”
我别无选择，我需要吃饭。也需要一张车票，离开这个城市。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我都选择换一个城市。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欺骗自己，在下一站会有奇遇，也就可以说服自己不回家了。我总觉得，自己如果回家，会后悔一辈子。
我点点头，他说：“上车吧。”我艰难地站起来，晃了一晃。
“扶扶他。”警察对下属说。
他的两个下属不太乐意，还是过来把我扶上了车，并且命令我坐在指定的位置，不许乱动。我很快被送到救助站，小城市的救助站很简单，接待安置我的是一个看门老头，据他说正式的工作人员都不在。
“他有伤。”老头嘟囔道。
“医生说他没事，我们走了。”警察很快地转身离去。
老头登记了一遍我的信息，问我：“你需要回家吗。”
我点点头，他又对着地图，找出我回家要经过的最近的第一个城市，给了我一张去那儿的车票。我以前进过救助站，知道如果我真想回家，可以到那里以后再去救助站要下一段旅程的车票，像跑接力似的回家。
我拿了车票，又鼓起勇气问他要吃的。流浪了一年了，我的脸皮还是不够厚。讨吃的的时候会脸红，觉得浑身不自在。
“年纪轻轻，不学好。”老头一边含混的嘟囔，一边转身出去给我找了个馒头。
我一边啃馒头，一边去车站。这季节，馒头倒是不硬，只是有一股馊味，我还是三口并作两口塞进了胃里。
在客车上，我旁边是一位戴眼镜的很儒雅的男士。他皱着眉，让我坐到里面。我也很自觉地缩在车窗前，两人中间足有半米。整整两个半小时，我都替他很难受，与一个浑身尘土、带着酸臭味的流浪汉坐在一起，的确太为难他了。换做过去的我，比他还难受，宁可换乘下一班。
总算到了站，我饿的发晕。兜里本来还有两块钱，上车前我花了1块钱买了两个饼充饥。剩下的1块钱，我还有很重要的用处。每隔十天，我都会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这是离家三个月以后，我毕竟要做的。我考虑再三，不想让家里发疯似的找我，虽然狠心，也不忍心妈妈因此疯掉。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尽管她是我见过的最达观的没有文化的妇女，我如果死于非命，对她打击估计也是致命的。本来应当昨天的，但我被打懵了，忘记了，在车上才忽然想起，就浑身不安。我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充满了牵挂，却不肯回家。
下了车，我立即跑到车站的公话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是小迪吗?”电话那头的声音焦灼而迫切。
“是我，妈妈。”
接着是一阵沉默，往常接着就是我说再见了。我母亲和那些婆婆妈妈的蠢娘们不一样。对无可挽回的事，她从不说废话。除了第一次，从来没再要求我回家。
“昨天为什么没打电话?”
“有一点事，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打了。”我没把握近期我有没有钱打电话。
“为什么?你没学坏吧?”她焦急地问。
“没有。”
“那就一定打。”
“好的，再见。”我挂了电话，生怕再说几句，我就会动摇，回家。
打完电话，我兜里还有五毛钱，就去地摊上买了一支圆珠笔。我的笔忘在肥猪老板家里了，我不能没有笔。
这一次很幸运。车站旁正好有一家劳务中介，有一位包工头在那里急着招人。我一进去，他就问我：“建筑工地，干不?一天六十。”
“我不会干。”
“小推车运砖，总会吧，也给你六十，管吃管住。”
这个我会，我跟着他到了工地上，已经是下午1点了，他把我领到食堂，让我先吃了一顿。菜是白菜帮子，上面漂了一层大油，蛮好，馒头管饱，我吃了八个。
下午，我就工作了。只推了几车，我就几乎要打退堂鼓了，浑身都是汗，火辣辣地疼。我还是咬咬牙，忍了下来，仅仅是因为我已经来了，就如同我已经流浪就不想回家一样。下班的时候，包工头过来说：“这样不行啊，你干的不到别人一半。如果不是缺人，用你简直是碍事。这样吧，你要明天还干，一天三十。”
我点点头，因为我饿的够呛。这天晚上，我在充满汗臭味、臭脚味的工棚里美美的睡了一夜。别人还在说说笑笑，我已经酣然入眠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睡的最沉的一觉。
第三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天气很凉爽，别人都还没起床。我起床，走出工棚，一阵凉风吹来。我忽然觉得心头一颤，我已经两个晚上没写东西了。我离家出走，四处流浪，难道是到建筑工地打一辈子工?我立即跑到办公室，一直焦急的等到快8点，包工头才来。
“我不干了。”我说。
“受不了了?”他问。
“恩。“
“正好有一批农民工农忙完了回来，你在这也碍事，走吧。你就干了两天半，不足一个月，没工资。”
我转身就走了，压根没听他说工资的事，我只是要抓紧离开这里。他大概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又叫住我，给了我四十块钱。
走出工地，我又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走。工地的边上是一个城中村，巷口过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胖胖的中年妇女，画着很浓的妆，冲我招手。我知道，她是干那个的。不知为什么，我那天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冲动，可能因为我兜里有40块钱。我就过去了，低着头，像背着一块大石头。她吃吃的笑了两声，低低的说：“玩玩吧，小弟，80。”
我如释重负，我没有那么多钱，就又走开了。
“小弟，50。”她跟上来说，一边说一边用暧昧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理她，她继续跟着说：“那就40吧，我今天第一笔开张。”
我就跟着她，到了一件狭窄的出租屋里，里面除了杂物，就只有一张床。她很迅速的脱了裙子和内衣，露出臃肿的身体和黑乎乎的肚皮，我开始觉得作呕。
“脱衣服啊。”她催我。
我连忙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对不起，我不要了。”
“那不行，回来，给钱!”她厉声喝道。
我乖乖的回去，掏出那四十块钱给她。她接过去，仍旧是很不高兴，我已经拔腿开溜了。
走回大街上，我已经被汗浸湿了衣服，贴在身上，十分难受。天气也是闷热而潮湿。我很快觉得饥肠辘辘了，本能的四处搜索。看到路边垃圾桶里满满的垃圾上面有半个面包，紧张的四处一看，没人，就像小偷似的溜过去，迅速拿了起来。刚要往口里塞，忽然感觉到后面有人。
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二、三岁的中年妇女，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戴着一顶太阳帽，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和一个长夹子。我的脸腾地红了，拿着那半块面包，手足无措，恨不得立即从空气中蒸发掉。
不知什么原因，她的脸也红了，低低的问：“你是怎么了?”
“从家里跑出来，实在太饿了。”我老老实实地说。
“你帮我把垃圾里的废品拣完，我管你一顿饭。”她很真诚地说。
我帮她拣了大约五个垃圾桶，她说：“可以了，再往前是别人的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拣垃圾也是分片的。我跟着她，七歪八扭，到了一个城中村的一个小院里，院子里堆着各种废品，气味刺鼻，但堆放的很整齐。她租了两间正房，里面的一间估计是她住的地方，外面一间做饭、吃饭，有一张显然是捡来的沙发，又很多弹簧都鼓了起来，套倒是很干净，好像是她自己做的，白底子上绣着黄色的小花。一张茶几，掉漆掉的斑斑驳驳，同样擦的很干净。
她下了面条，这是一年来我吃到的难得的美味。我没有客气的吃了两大碗，觉得难得的舒畅。她不知什么原因，还在吃第一碗。我仔细打量了她一下，乌黑的头发和干净，算是她少有的亮点了。作为一个女人，她个头太高了点，加上宽大的骨架，如果不是偶尔温存的一笑，你几乎感受不到女性的柔美。最可怖的是她的牙齿，门牙足有正常的门牙两倍宽。
她大约感觉到我在看她，不好意思继续吃下去了。放下饭碗，问我：“你为什么跑出来?”
我没有回答，她又问我：“你打算回家吗?”
我摇摇头，她又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又摇摇头，她斟酌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不如你给我帮忙吧，吃、住是没问题的。”
我考虑了一下，这大概是最好的出路，就说：“好。”
她立即变得欢快起来，把头往我这边伸了伸说：“对外，你就说是我弟弟。”我知道，她是怕别人说闲话，点了点头。
我就这样在苗子那里暂时安顿了下来，我住在外屋的沙发上。我很快发现她长得并不漂亮，但让人愉快。虽然拣垃圾又脏又累，她总是干净而齐整，对别人也是一团和气。我渐渐知道她的生活十分不如意，离了婚，在老家还有一个小女儿，但她从不唉声叹气，或者黯然伤神，而是温和而快活。
更重要的是她不烦我，每天吃过晚饭，我就去写一篇篇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品。她只在我主动和她聊天的时候，才很愉快的和我聊天，而且小心的不谈论我的私事。只有一次她问我：“你天天写的是什么?”
“随便写写。”我说。
“你要当作家吗?”
“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写。”
“为什么写了就撕掉?”
“因为我总也写不完。”
“那为什么还要写。”
“不写，我和别人不就一样了吗?”我说
她也只是善意的笑笑说：“你真是一个怪人。”
大约过了三个月，一连几天，我们去拣垃圾，发现有几个垃圾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显然被翻过了。好心的同行早就告诉我们，是和我们相邻的老孟婆干的。连续认了三天，苗子终于和我早起，躲在角落里，抓了老孟婆的现行。
苗子平心静气地说：“孟婶子，大家都不容易。你这样，不好吧。”
老孟婆一开始手足无措，这时下定了决心，用手指着苗子说：“怎么不好了，我又没做贼养汉。”
苗子的脸腾地红了，低声说：“孟婶子，你说谁呢?”
“就说你，小娼妇。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你们两个一看就不是兄妹。”这时，周围围了不少街坊，老孟婆见苗子红了脸不吱声，越发得意的骂了句：“小娼妇!”
苗子的眼泪刷的下来了。我的血猛的冲上了头，上去揪住那个老婆子的头发，连扇了两个耳光：“你骂谁，老太婆，我们不是兄妹咋了?明天就去登记结婚，有你啥事!”
孟婆子吃了亏，一屁股坐到地上，一边把头发扯乱，一边哭嚎：“了不得了，奸夫淫妇还有理了，打人了。”并乘机用乌黑的指甲把我的脸抓出一道血痕。
苗子这时恢复了镇静，忙过来把我拉开说：“孟婶子，大家干这点脏活养家糊口都不容易。你平常也过界，拿点值钱的，我也没理会。这几天，你拿的这么干净，让我咋过?我当时看小迪流落街头，收留他帮忙，为了避嫌，姐弟相称。做没做那种事，上边有天。你何必这么逼人?!”
孟婆子一直喜欢偷偷摸摸，占小便宜，街坊同行本来就不满，这时候都借机出来说她不是。孟婆子觉得无趣，犟嘴说：“那他也不能打我，到派出所去处理，我要报警!”
大家又劝，最后说好了苗子给她800块钱药费，才把这事敷衍了过去。
回到家，苗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也知道自己莽撞了，说：“姐，我今天太冲动了。”
“一个老太婆，你让她胡咧咧能咋地，谁不知道她的为人。要是打坏了，咋办。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咋不动脑子呢?”她喝了口水，又说：“也好，估计今后她不敢再越界了。你的脸，没事吧。”
她走过来，让我仰起头，看我脸上的伤。已是深秋时节，上午九点，窗外的阳光洒了近来，照在她的脸上，因为羞恼而变红的面庞犹未完全退去，望着我的目光，嗔怪而怜惜。我忽然很激动的把她抱在怀里说：“姐，我们结婚吧。”
她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我不记得了，窗外澄澈的天空上，一群大雁呈标准的人字形飞过。屋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充满惆怅的幸福。
结婚的前几天，她母亲来了，一个标准的慈祥的老太太。见到我之后，一直眉头紧锁。那天晚上，半夜我醒来，听到她们娘俩还在里屋低低的说话。
“苗子，你想好了吗?他比你小近十岁，也不像个能干活养家的把式。再说，他如果将来要回去，他家里能容你?”
“娘，没事。”苗子说。
“你呀，就是不听劝。山柱那孩子有啥不好，都有了小丫了。你咋这么心狠呢?小迪，我看靠不住。“
“娘，你别说了。如果回去再和山柱过，我这辈子还有啥意思呢?”
“那和小迪在一起……”
“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活的有意思，有希望。他也是一样，如果不离开家，也不用遭罪。”苗子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睡着了。
我枕着胳膊，看着窗外清冷的天空。一年多来，我不停地流浪，不肯回那个温暖舒适的家，因为只要还在流浪，就有希望。正如我不停地写，永远也写不完，但只要写，就有希望。可是，什么才是希望，我沉沉的睡去了。也许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