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大家吃晚饭时，开个广播会。村村高音喇叭里又传出大队书记韩金明的声音。
今天广播会说啥呢?就是关于明天到赵小村挖沟的事。昨天我到镇里开会，咱大队挖赵小村南地的沟，总长1.5公里，也就是1500米。按人口分配，咱大队有户口的1605人，其中，考上中专的学生，教学的老师，大队几个领导的，都扣除掉，还有1500人，这剩下的1500人，每人分工1米。明天早上吃罢早饭，广大群众八点钟准时到达工地，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提前去分工。工期三天完成，要求深挖2米，宽1.5米，把挖出的土甩到路面。沟挖好，再平整路面。不但挖的沟要达到2米的深度，而且，要有80度的坡。谁达不到标准，重新翻工。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的故事，几乎每到农闲时，不是挖沟，就是修路。郑美阳高中毕业后，像父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过，他的思想还是和父亲不一样。他不明白，为啥考上中专的学生和教学的老师以及大队干部不分工。他们不是一样分有土地吗?明天到工地上我得和大队干部理论理论，郑美阳心里这样想着。
已是深秋季节，田野上一片空旷，麦苗刚出土两寸高，在秋风中瑟瑟着。光秃秃的树枝上，几只麻雀飞来飞去，时而发出几声叽叽喳喳的鸣叫。早晨的阳光从树枝间洒落一地，郑美阳吃罢早饭，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直奔工地，父亲扛着两把铁锨坐在自行车后座架上。
来到工地，郑美阳看到稀稀拉拉有几个人抬着一个长竹杆，在丈量尺寸。一眼望去，已有人开始挥铁锨掘土了，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已有不少新鲜的土，整个工地尘土飞扬。干活的农民正陆续到来，有的在寻找着自己的“工地”。郑美阳边推着自行车，边在寻找着本村的人。他走了一段路，终于看见了本村的邻居郑美林。郑美林正在铲着土。你知道，俺家的分哪一段了，郑美阳问郑美林。第三家，郑美林说着用手一指前边。郑美阳看到了用石灰丢的一溜白线，数着白线来到了自家的工地上。郑美阳五口人，分了五米长。
郑美阳和父亲开始在自己的工地上掘土，一铣一铣的土甩到路面上，顿时溅起一团飞尘。这时候，大队书记韩金明带领着大队主任刘亮和会计芮东一块走了过来，他们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在撒满新土的路面上。大队书记韩金明五十多岁，留着寸把长的背梳头，个头不高，长得虎背熊腰，说话声如洪钟，仗着他哥哥在镇里当副书记，说话很霸道。不过，郑美阳好像不吃这一套。高中毕业的郑美阳，有着很强的反传统思想，从骨子里看不起大队书记。
韩书记，等一等，我有话问。郑美阳突然喊了一声。啥事?不好好干你的活。大队书记韩金明问。并停住了脚步，站在离郑美阳不远的路面上，大队主任和会计分别站在两边，像两个保驾的，他们的鞋底上都沾满尘土。我想问问，为啥考上中专的学生，教学的老师和大队干部不给分工。难道他们没有地?郑美阳嗓门很大地问。不为啥，谁不让你考上中专大学了，谁不让你教学了，谁不让你当大队干部了。大队书记韩金明一连三个谁不让你，问的郑美阳一时语塞。这是镇政府的规定，或是县里的文件。郑美阳愣了半天反问道，并把铁锨撂在一边，两只手掐着腰。你咋这么多事，管谁规定的干啥。这是大队定的规矩。大队书记韩金明两手背在身后生气地说。
这时候，干活的人们都停下来，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只听有人小声议论着。美阳这孩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当面顶撞书记，有种!也有人说，这下捅篓子了，今后美阳这孩子的日子不好过了。“你这孩子念三天书，喝点墨水，不知道自己王二哥贵姓了。你有能耐，咋不考上大学。”大队书记显然是不依不饶。我考上学不考上学，碍你啥事。这事给分工不沾边。你做事不公道，我就要问个明白，郑美阳仍不甘示弱地反驳着。别给他小孩子一般见识，有人劝说着大队书记韩金明。走，咱到那边工地去看看，大队主任刘亮催着书记韩金明。今天我不给你这孩子说这么多，以后有啥事直接到大队办公室找我，大队书记韩金明说着和主任，会计一块走了。一阵风吹来，卷起一股尘烟，围观的人们也纷纷散去，各自干各自的活去了。
不过，自从这事过后，再有挖沟修路的工程，没有提考上中专的学生，教学的老师和大队干部不分工的事了。十年后，农村取消了义务工。二十年后，郑美阳进城搞房地产发了财，自费在家乡修了一条水泥路。已退休的大队书记韩金明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说，还是年轻人有头脑有思想有能力，不认输不行。
退休的大队书记韩金明每天都早早起床，沿着新修的水泥路散步。二十年前挖沟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个年轻人和他理论的声音总是在耳畔萦绕。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老书记感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代新人换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