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附近回收礼品的店铺，前些年我曾进去过一次。回收的无非是大中华、小熊猫、五粮液、茅台酒以及冬虫夏草之类价格不菲却又不宜珍藏的高档礼品，此类东西，人家多得来不及享用，方才折价让你回收。比这珍贵的礼品——诸如金银珠宝，古董古玩，名人字画——可以保值升值，不会过期作废，也就不会在礼品回收店现身。与名烟名酒、贵重补品、名人字画的价格一度暴涨一样，这种礼品回收店的出现，也是送礼之风炽热的一个表征，被人调侃为“礼仪之邦”的特色。
中国确是礼仪之邦，礼品回收店之类怪象也很可能为我国所特有。但“礼仪之邦”之“礼”，绝非只是礼金礼品之礼，更非大礼厚礼之“礼”。《仪礼·聘礼》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可见动辄大礼厚礼，其实是极其不“礼”的。《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在孔子看来，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一种载体，一种物质形态，他更看重的是这种物质形态所承载的道德与礼制，这才是他要“克己复礼”之“礼”。
在人际关系中，物质形态的“礼”，是情义的一种载体，但“礼轻情义重”，人们看重的是“情义”。礼重了，伤的或许正是情义。尤其是给掌握着某种实权的官员送礼，十有八九，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这种大礼厚礼，承载的根本不是什么情义，而是利用对方权力的期盼与蔑视对方人格的潜意识，在客观上还会陷对方于不法不义。后汉时的王密赠送杨震的礼是十斤白银，够厚够重的，杨震却因此而感到遗憾感到失望，他觉得王密在骨子里低看了自己的人格操守。《礼记·曲礼》有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若是本来没有“往来”的，突然冒出“礼”来，而且是大礼厚礼，更容易使正派人警觉。
当然，在官场之上，并非都是像杨震这样的正派人。在礼制之中，历来都有“进贡”一说，藩属对宗主国呈献礼品为“进贡”，臣民对君主呈献礼品也叫“进贡”，迎来送往之时，还有公款馈赠的陋习，那些与行贿无异的大礼厚礼也就混杂其中。举个例子，南宋的韩侂胄权重一时，韩某生日，“百官争贡珍异”，赵师以一个“上缀大珠百余颗”的粟金蒲桃小架“财压百官”。韩侂胄有四位爱妾，有人献北珠冠四顶，韩某尚有准爱妾十人，赵师又献北珠冠十顶。“十人者喜，为求迁官，拜工部侍郎”。如此这般，送礼者得官，收礼者得财，可谓各得其所，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伤德殄礼”呢，你的礼送得薄了轻了，人家或许还心犯嘀咕，说你拿他当猴耍呢!
这种寡廉鲜耻的谬种流传，延绵不绝，而且官风殃及民风，只要心有所图或有求于人，人家老人做寿新人结婚儿媳生娃孙子升学以至本人生病住院，都是送礼的极好时机，逢年过节更不必说，想送礼的恰似八仙过海，总能投其所好送出新意。不送或送得不到位，心里不踏实呀。
送礼之风近年来有所收敛。五粮液、茅台酒的价格正在回落。但我发现，尚有一些店铺门口“回收冬虫夏草”之类的电子广告仍在闪烁，不知透露着什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