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读到高三，我每天裤兜里依然一文钱都没有。
钱对我来说，一直是百分之百的“身外之物”，除了夏天买些雪糕和冰棍家里会给我几毛钱或几块钱外，其他时候，只有需要向学校缴这样那样的费用时，才会有一些大票子经一下我的手。父母习惯把钱用作业纸包好，工整地写上大写数字和我的名字，塞进书包里，还嘱咐我说：“在交上去之前，千万别被别人给拆了。”到了学校，一声号令，讲台上很快便堆满了白白的纸包，班主任计点清楚后，也不拆包，直接用胳膊把它们胡噜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拿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我对钱缺少概念，即便到了高一开始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到金钱、货币和钞票的关系时，我还是不知道、不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们跟工资、房租、贷款、债务一样，都是发生在另一个空间里的事。我们的教科书是一个大开本，几乎每一行字下面我都用直尺画了线，还画了不止一条，黑的、蓝的、红的，画到纸页将要破碎，艰难的一个学期才算结束。我的成绩不算好，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教我这门课的老师的赏识，他认为，一个男孩的俭朴端正，是比考一个高分更紧要的事。
十三四岁的时候，很多学生已经很会用钱了。我不时看到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心里想，我不要跟他们一样啃大人的荷包，尽管我完全不知道爸妈每个月赚多少钱。过完年回来，没有分文进账的我从不参与别人的讨论，宁可关心新拿到的课本。那时的课本，封面常常覆有一层光膜，用到期末它就会冒出气泡，或干脆翘起来。所以，新课本就像过年换上的新装一样，代表着一个开始，即使不喜欢的科目，汉字和纸香混在一起，也是很美好的。
对物质的过分疏淡，使得我在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那门课实在乏味，一下子把许多抽象术语灌进了我的脑袋里：自由王国、必然王国、辩证法、形而上学。意识怎么就得由物质决定呢?物质又是什么?我吃一个萝卜和喝一罐可乐，两者会让我拥有不一样的头脑吗，还是仅仅打不同的嗝?不过好在“物质”也是一个概念，而对概念和文字，我的兴趣始终要比对它们所对应的实物的兴趣更浓厚。
举一个例子：读初中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渐渐有了矿泉水，而塑料瓶装的蒸馏水、纯净水还都未见。我父亲有一次拿回一个密封着带洋文标签的大玻璃瓶，瓶颈很长，到腹部膨大起来，通体绿幽幽的。我问他那是什么。“一瓶矿泉水。”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柜门，把瓶子放进去，旁边就是饼干筒。
“我家有一瓶矿泉水了。”第二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它在我心中是一种贵重物品，这个印象完全来自它的名称：“矿”—深藏地下，富饶而稀罕;“泉”—同样是从神秘的地方冒出来的，洁净甘甜，是民间故事里让人返老还童的神物;“水”—它是我这个水相星座的人最迷恋的一种物质(但至今不会游泳)。而且，“矿泉水”这三个字多么动听，多么富有韵味，开口音与闭口音、平与仄都严丝合缝，像是伟大的诗人、琴师或歌者的姓名。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家人终于开启了那个神圣的瓶子，我尝了一口，除了一点古怪的酸味外，跟自来水没有区别。“虽然不如盐汽水好喝，”我安慰自己，“可是它里面有矿物质。”
其实有没有矿物质，对我也不重要了，我只在乎它的名字。英文字母如果拼不成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汉字的奥妙在于不管怎么组合，都能表达出意思，甚至带出美感。小学里用过的描红簿，每一页都有五个大字，分别训练一种笔画，当时我给它们造句：
“日月甲电用”—日日月月只有甲级工人回家才有电可用;
“四匹出叫收”—四匹马跑出马棚，叫“收工啦，收工啦”;
“儿己见也毛”—儿子逮住一只可怕的虫子，他自己见了心里也发毛。
还有字形。“展”和“晨”裙裾飘飘，春风得意。“丧”就有一种落魄感，好像一个考砸了的小子，脚步沉重地踢着小石头回家。“卤”是一个敌敌畏瓶子。“囱”是一只打火机，商标是一道闪电。我特别喜欢“墨”字，它特幽默，像一个长着粗粗的一字须的老学究。“脊”就显得憋屈，苦中作乐，现在看来，它很像英超教练大卫·莫耶斯的表情。
我最讨厌的字就是“金”，它好俗气，连同它所指代的那种物与颜色。有一本字谜书上，给“金”的谜面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姓王，兜里装着两块糖。”用网络语言说，听上去“很屌丝的赶脚”。金姓在此地是个大姓，每到一个班级，同学里都有姓金的，一读起名字我心里就膈应;一说“金老师”，我就对他印象不佳。这些人打死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得罪了我。
金钱可以让生活变得方便，我是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我看到一样好东西，比如矿泉水，不会想到它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上初中时有一次开班会，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带一两样菜或点心来，分给大家吃。很多人直接去饭店买了现成的食品，我却早早回家，老老实实地让父母做了两份食物。那一次，老师收走了我们每人五元钱，买了一些盘子和碗，还有饮料—用塑料筐运来的玻璃瓶雪碧。我们提着筐子走路，一边走筐子里的瓶子一边叮当作响。那时天气已非常热了，这些雪碧没有冰镇过，我们每人拿到一瓶，用麦管“吱吱”地吸，三口两口就见了底，汽水汁的温度和唾液差不多。班主任走到一张张桌子前，和自己赏识的学生说话，在像我这种不合群的“怪人”面前，她就碰碰瓶子过去。我也不喜欢她，因为她经常当众说，谁谁家里是当官的，谁谁有个哥哥出国了，哪个班的谁谁又刚刚参加了什么奥数竞赛，拿了个好名次。那时我不知道这叫“世故”，只觉得她不该姓袁，应该姓金。
不过，我们学校还是不错的，从初中到高中，虽然也有几个恶少，但物质还没有真正侵蚀到学生之间的关系。大家的出身都普通，完全是出于偶然地住在市中心狭窄的小房子里，就读于两三所水准平平的重点中学。家里有“背景”的学生，充其量就是教工子女，他们往往表现拙劣，而这拙劣也往往迎来其他人甚至老师的鄙夷。地位的差别不是不可克服的，“拼爹”那是后话。教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就特别鄙夷学习很差还好勇斗狠的学生。自打认识他起，我在校园里遇到他的次数，就渐渐地超过了别的老师。渐渐地，我开始向他靠拢，学着他那样魁梧昂扬地走来走去，看不起虚荣、顽劣、势利和明显表现出物欲的人。到了高中，关于钱的谈论越来越多了，学生们会像关心异性的长相一样，关注新出现的一些价格略高的物品，也会像现在用口碑炒热一款聊天工具或一个App软件那样，传颂一个新出的游戏或一种口味独特的膨化食品，但我兜里仍然一文钱都没有。
高三分班后，那位政治课老师终于成了我的班主任，他教的东西也越来越高远。他讲国际形势，中国在崛起;讲冷战的兴起和结束，第三世界蓬勃发展;讲局部战乱仍在，但和平与发展是历史的主流，而联合国是最可依赖的力量。他确立了我的核心位置，并且让资源都向我倾斜。他不止一次地夸赞我的朴实：“你真不错，从不吃零食，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但这话他从不当着众人的面说，若非这一点，我还真不会那么佩服他。
我越是往高年级迈进，就越是过得纯而又纯。那时，我完全相信：人只要一日三餐有吃的，分文不花是可以的。不需要考虑物质，只需每天解解早就熟悉的题，剩下的时间就能打球、下棋，老师也不会拿“你要上的那个大学毕业出来可能找不到工作啊”来烦你。我同他几乎无话不谈，他告诉我很多他过去的事：他曾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成天同“问题孩子”在一起，因此练出一副健壮的身板。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宁为鸡头，无为牛后”的想法，来这所中学当了一名资深教员。“成就感太差!”他说，“教好的学生一放回社会，就旧病复发了。”
这种纯粹的生活也掩盖了很多东西。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位让我铭感不已的老师和所有的老师一样，都是要挣钱吃饭、糊口养家的，他讲了半辈子唯物主义，讲了半辈子经济基础决定论，却不可能永远像在我面前表现的那样超然物外。毕业后我和其他同学一道去他家做客，坐在面积不大的客厅里，左右手都是长沙发，中间摆个茶几，一端是电视机和录像机，空地所剩无几了。我听他说了些在校时的收入情况之类，总之不太满意，不过他还是提到：“我运气不错，赶上了教工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此时，我禁不住在坐满了人的沙发上挪了一下屁股，感受了一下“房”字的意义。
在高三时的谈话里，有一次，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形而上学’?”“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问题，就叫‘形而上学’。”但这个词从字面上该怎么理解?这几个字是怎么组合起来的?高考不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天生对文字好奇的学生出于兴趣而问的。老师在茶色镜片后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回答我：“我也很难解释清楚，它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个讲法。”
我用我的方法解决了这一悬疑。我退回到描红簿时代，造句：“这学期是圆形，而上学期是方形。”没有任何意义?好吧，但这句话有一种莫名的诗意，时间变成了可捏塑的东西，过去的时光就像水一样，在不同形状的容器里变化。金钱、货币、钞票，现在让我频频折腰，折到连小腿上的一根根汗毛都能数得清楚。倏忽想起身无分文、每天两点一线走来走去的少年日子，那时，我还以为高尚的人理当这样过活，也必然能这样过活。
有一年教师节，我忽发奇想，写了一支小歌谣寄托我对老师的感情。这支歌谣有些五味杂陈的调子，它就用了那个莫名的句子开头：
这学期是圆形，而上学期是方形
老师说，人要唯物不要唯心
谬误总有许多，真理才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