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被视为有罪的时候，大都会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希望得到从轻处罚。但也有例外，非但不为自己辩护，反而给自己罪上加罪。例如帝王斥责臣子有罪，这臣子就常常不为自己辩护，反而自称罪该万死。小民到了官府衙门，官老爷一声呵斥，小民立马叩头不已，还要连声说“小的该死”——即便他们离死罪有十万八千里。笔者把这种行为称为可悲的自戕。
曾读过一本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书。斯大林通过这三次大审判，把他认为的异己者全部铲除。其中有列宁的众多战友，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斯大林加给他们的几乎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可他们竟都“心悦诚服”地认罪，还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更为斯大林对他们的审判进行辩护。
季诺维也夫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就这样说：“党看到我们在堕落，便向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说：反对派的这些倾向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但是我们对这些警告没有听得进去。”
加米涅夫则在最后的发言中说：“我是第三次站在无产阶级的法庭面前，……无产阶级曾两次保住了我的生命。但是，无产阶级的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限度。”
当时，有关莫斯科在审判中对受审者刑讯逼供的传言很多，但正是这些受审者自己，站出来反驳对他们使用刑讯逼供的传言。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说，这是“国外散布的谣言”，是一种“神话和反革命的无稽之谈。”
在第二次审判中，以机智而闻名的拉狄克，为斯大林审判他们进行辩护，竟这样说：“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折磨侦查员。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侦查过程中，我们没有受折磨吗?我应当说，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我折磨了侦查员，而不是他折磨了我。”
这可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这些当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边缘，非但不自救，还自我罪加一等，急着为斯大林审判他们而辩护，甚而颂扬即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
这三次大审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辩护人三者的意见惊人的一致。被告人的声明无异于公诉人的声明，辩护人对被告人的攻击则比公诉人还要猛烈。一名辩护律师就这样说：“在本案中对事实是不可能有争论的……所有事实都得到了证实。所以辩护一方不打算向公诉一方提出任何异议。”另一名辩护律师则说：“案件的事实不仅有被告人的供词为依据，而且我们所掌握的证明材料之多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被告人所犯罪行之严重简直无法予以量刑!”这哪里还是辩护，而分明是落井下石。这种所谓的辩护，在世界审判史上恐怕也绝无仅有。
有人认为，那些受审者如此自戕，是为求速死，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审判的肉体折磨及精神侮辱，希望以死解脱自己。这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他们如此自戕，特别是面临死亡还颂扬斯大林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更多是为了争取一线的活命机会。他们清楚地知道，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不认罪，越会受到折磨，越会加速死亡，而只有认罪，斯大林加给他们什么罪状就承认什么罪状，才可能侥幸活命。正像承认“臣罪该万死”，歌颂“吾皇英明”“皇恩浩荡”，乃是乞求饶命一样。
然而他们都失算了，在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在认罪书上签名以后，当天夜里，他们就在克格勃大楼的地下室里被处决。第二天各大报登出他们被处决的消息，还有他们认罪的亲笔签字。他们的自戕并没有救得他们的命。
但是，能责备、嘲笑、蔑视他们没有气节、没有骨气吗?正像不能责备被暴力强奸的女性没有操守一样，对莫斯科审判中的那些自戕者，也不能责备、嘲笑、蔑视他们，除非丧失掉了起码的良知。
这种自戕在我们的“文革”中也屡有所见。那些被诬为反这反那的所谓分子，几乎无不痛心疾首地检讨自己，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也才有“排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作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的民谣。许多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自绝前都留有遗书，告诫自己的子女、亲人永远忠于、永远紧跟、永远高举、永远革命。并非他们果然“愚忠”，而是以此为自己的清白作最后的努力，更为了减少对子女的牵累。他们都不存在骨头软硬的问题，也不存在操守有无的问题。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只能人性地同情他们。
尊严，骨气，操守，是有底线的。像莫斯科大审判中的那些被告，当年跟随列宁出生入死、曾被称为革命领袖的老布尔什维克，如此自戕，可见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种无底线的险恶环境。